重 走 心 路（沥心之路）
——我和黄山电视机的情缘
张 熹
（一）初入合肥无线电二厂
1974年我从安徽无为县调到合肥无线电二厂。
1964年我从皖南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物理系毕业，那年安徽的大学生不分配工作，全部下农村，在青阳、贵池、石台等皖南山区参加四清运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清”运动搞不下去了，把我分配到合肥商业学校，后又随着干部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农村，一共在农村蹲了十年。这十年中，和贫下中农“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可是没有接触过一点点专业知识，人生的黄金时期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到合肥无线电二厂组织科报到时，我说：我要当工人。
组织科科长说：只有工人想办法要“提干”，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干部不当，要去做工人的。那么，你就下车间去电视机试制组吧。
我为什么要当工人呢？当初想想也太幼稚，因为那个时候“红五类”吃香，我在简历表上填的是“职员”成分，为后代着想，做工人以后，子子孙孙就是“工人”成分了。
再说，荒废了十年光阴，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分配到技术科怎么工作？还是从当工人开始，一步步学起来吧。
那时候，晶体管电视机刚刚面世，由于晶体管的耐高压和大电流等技术指标还达不到要求，市面上的电视机还是电子管的。无线电二厂做了正确的决策——直接上晶体管的，并且成立了“电视机试制组”。
我到电视机组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他们已经去上海无线电四厂学习过了，开发的产品是学他们厂的4D4型黑白晶体管9寸电视机，换了外壳，叫“黄山牌”。我分在伴音组，学习从领料、焊接到调试全过程。
我对生产工艺一点不懂，不会焊接，看不懂元器件的型号，更不会用测试仪器。到仓库去领电阻，只知道多少欧姆（物理书上只讲欧姆）。仓库发料师傅问：是多少瓦的、是碳膜、线绕还是金属膜的？这些最简单的规格我都讲不上来。
生产实践跟着师傅一步步学，但是理论只得靠自己钻研了。电视机的伴音是“调频制”，要搞清楚原理，只得靠自己看书解决。我买来《电视机原理》一书，看的云里雾里，一点都看不懂，只能从头慢慢地学起。
我这一生的知识，基本靠自学。我读书有个方法，叫做：“书读百遍，其意自明”。一般来说，第一遍只能够读个大概、轮廓，然后再仔细看第二遍、第三遍……，中间插着看一些参考书。实际上，看个五遍到十遍，基本上能够明瞭其意了。我读书还有个办法叫：“抽象的具体化，具体的抽象化”。
不过，最好的办法是——授课，如果让我去讲课，那对自己是最好的提高，因为要让学生听懂内容，非得自己深刻领会才行。不然，以其昏昏怎么能够使人昭昭。
这个读书办法对科学技术是灵验的，不过也有例外，我读了上千遍《金刚经》，其意仍难明，后来通过学习元音老人的弘法，才知道佛法提倡“明心见性"。
电视机的生产过程，是靠“工艺控制”来保证的，一个工厂不知道怎么编写“工艺文件”，车间就无法形成流水作业。
为此，我联系了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一位远亲，他正巧在工艺科工作。我主动向领导申请：到上海出差，通过这个关系去学习我厂迫切需要的工艺流程。
我拿了工厂的介绍信到上海，终于从带回了全套“电视机生产工艺文件”。这对我们工厂电视机生产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幸而，那时都是国营企业，通过关系进行技术交流，放到现在是万万不能的事。
有了工艺流程，工厂在“208大楼”的底层建立了电视机车间，我被安排在高频头工位。为了在调试中认准频谱仪的频率点，我自制了工装振荡器，减少了识别频率的误差，也是我把无线电理论用于实践的尝试。
那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来实习，我对他们结合实践详细介绍工作原理，后来他们反映，在我的工位实习，理论联系实践 收获很大。
对于 一直做重复劳动，我产生了厌倦思想。我从农村基层，来到工厂最基层，天生我才有什么作用呢？我曾经刻苦学习的那些知识派什么用处呢？
我牢牢记住一句古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我要尽力提高自己，充实自己；一旦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要抓住机遇，努力做好事业。
我发现：我们生产的电视机没有指标测试，只要能够收看就出厂了，可是没有人想到需要测试电视机。我跑了好多次新华书店，终于找到了“电视机国家标准和测试方法”，买回来仔细研究，慢慢看懂了方法，就想实际测测看。正巧我们车间门口有个仪表组，负责修理仪器的。一有空，我就到仪表组去，采用高低频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一套仪器，按照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一步步学会了测电视机的灵敏度、选择性等指标的方法。
后来，上级规定“省电子例行测试站”要对电视机产品测试指标，监督产品质量。他们也没有开展过这些测试，就找我去一起研究测试方法。我也想检视一下自己摸索的成果，就把自己工厂的质量科带着，和“省电子例行测试站”的技术员李守华一起讨论研究，掌握了测试方法。从此，我和省电子例试站成了好朋友。李守华后来当了省电子局的质量处长，对我们企业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和创优等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那时我利用业余时间，晚上去“日语学习班”学习日语，。没想到，这对以后引进日本技术时，便于看懂他们发过来的日文技术文件。
就是这个因缘，1981年，工厂要派人去日本夏普公司引进12寸流水线，日方要求有一名懂得测试电视机指标的质量管理人员，这件事情竟然会落在我头上。其时，我还只是一个生产线操作工人。
（二）引进生产线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在50元左右，一般工人更少，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要450元，即便这样，由于国内商品非常紧缺，电视机要凭票供应，一票难求，原装机就更难求。
我们工厂的马骏书记从北京争取到引进五万台日本夏普黑白电视机的批件，派我们去日本学习组装技术，是郁有范厂长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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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夏普公司的欢迎会上 1981年 |
夏普的电视机工厂在枥木县，我们住在“寮”(宿舍)，工人都是开车上班的。二十八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们现在还达不到他们那时的经济和生活水平。
为了组装日本电视机，特地成立了一个新车间——七车间。我们只引进了电视信号发生器、质量测试仪器和波峰焊机等一些必要的设备，整个流水线是厂里金加工车间制造的，花钱不多。生产工人以那年毕业的技校学生为主，毫无工作经验，日方代表很不满意，担心靠学生担当工人搞不好生产，一再要求抽调有经验的工人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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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无线电二厂访问日本代表团合影 |
我在信号室，负责产品质量管理。车间生产任务是一天500台电视机。我带四个学生，实行抽检的制度，随机抽测几台，只要符合标准，就全部合格通过。如果查出缺陷，那么要全部返工，统统开箱复查，直到全部质量合格才给下班。只要查出毛病，那么无论那一个工人出的质量差错，要连累全车间工人返工，不能够下班回家，这个无形压力够大的。经过几次返工的教训，这些刚刚毕业的学生，工作态度都很认真，产品质量也很稳定。日方派来指导生产的技术人员也放下心来，提前回国了。
1981年 于日本
这次引进日本组装技术，对我的触动很大，在提升组装技术水平的同时，更让我懂得了现代化的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工厂组装完五万台黑白电视机，工厂净赚了一千五百多万（那个时候这是个天文数字啊！），这使工厂在经济上大大翻身，盖一栋三万平方米的彩电大楼只化了三百万元，据说市委直接从银行划走一千万元去发展公交事业。
为了解决生产工厂中的个别元器件损耗问题，日方多提供了3%（即1500套）的备损件。我们车间在生产管理中，竭力控制损耗，结果完成五万台的生产任务后，我们又用损耗备件组装了1200台正品电视机，余下的元器件作为维修件。
当时工厂约1100多职工，这些账面外多出的电视机，发给每个职工一台。这件事情引起全市的哄动。那时连奖金还没有的年代，竟然给每位职工发进口电视机。事情闹到市委常委，结果让工厂写检讨，由厂党委马骏书记退赔才平息。
（三）七车间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给工厂一个推力，不过，厂部在享受巨大的经济收益时，没有及时吸取引进的先进技术，来提高自己工厂的水平，工厂的生产工艺又倒退回去。
组装机完成后，车间转入做国产机。1982年我担任七车间主任，和蔡庆发书记搭档。我对行政管理兴趣不大，好在蔡书记兢兢业业，把个车间管得很好。他一大清早就来到车间，等到大家上班时，他已经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一天的工作。
七车间大多数是刚刚技校毕业的年轻人，蔡庆法书记又教育，又示范，把管理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他给年轻人讲怎么做人、怎么做好本职工作。蔡书记纯粹是工人本色，他对车间年轻工人的教育没有大道理，只以朴实老工人语言引导大家提高素质，他把车间搞得井井有条。我自己不会管理车间，主要是把好产品的质量关。
七车间（自左：陈锡林 蔡庆发 马翻译 崔松 郁有范 小孟 张熹 吴嘉模）
那时国营企业没有一点点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手段，干好干坏一个样。我们只得实行一条“土政策”——叫做“干完下班”。规定每天定额500台任务，只要质量全部合格，就下班。一开始，工人要做到下午五、六点钟以后才能够下班，后来越做越快，到最后，中午左右就干完回家了。这在全厂造成很大影响，全厂的上下班时间都被我们搅乱了，厂部也很为难，只好眼开眼闭，由得我们去了。
七车间质量小组（刊于《黄山电视报》）
回过头来做国产机，在技术上是个大倒退——引进的波峰焊机搁在一旁睡觉，工人又采用手工焊接。我心里感到不是滋味。我们已经有了先进的设备为什么不去积极想办法运用呢？我和蔡书记商量，我们自己先来做试验。
毕究采用自动焊接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技术科室的配合，仅仅靠车间单打独斗是不行的，焊接质量很差。不过，在我们的促动下，工艺科下我们车间一起做试验，找到了原因在于元器件氧化所导致，就把元器件先刮腿去除氧化层，取得了成功，最终推动了波峰焊接的工艺改革，以致全厂各车间告别了手工焊接。
我心里还有个疙瘩就是“高温老化”问题，国产机生产出来后，一定要送到高温室，经过24小时，40度高温的老化，才能够出厂。这在晶体管电视机的早期阶段，由于元器件不过关，做高温筛选是必要的，但是这作为一个制度，一直延用下去。我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取消这道工艺。
大约七、八年后，我任总工程师，设计六车间的彩电黑白兼容生产线的时候，拍板决定取消了黑白机的高温老化处理，这在全国的电视机工厂是第一家。这个决定让当天生产的产品当天就可以出厂，不仅仅节省了能源消耗，而且节约工时，大大提高了效率。
通过这些事，我明白了：在车间的基层面，要想推动技术进步，力量及其有限的，除非直到下一个机遇的光临。
（四）上 彩 电
八十年代，彩色电视机进入百姓的视线，那时的彩电是“大件”，市面上一般买不到的，只有出国回来，才能够带回大件。我出差坐在火车上，看到其他省份生产彩电的大幅广告，心想：我们工厂一定要生产彩电，要让安徽的老百姓看上黄山牌的彩电。
1984年安徽省委常委会决定，安徽要上彩电。这个项目落在我们工厂，承担上彩电项目。这时候，市里调丁黎曙来我厂当书记，郁有范当厂长，我已经担任副厂长的职务。以后的发展证明：丁厂长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企业进入突飞猛进发展黄金期。
谁都不知道怎么上彩电，只知道要引进日本生产线。到哪里去引进？这时候合肥市电子局周先彬书记带队去北京，我随他一起去寻找引进彩电的途径。
省委卢荣景书记为彩电生产线剪彩
张熹向省委卢书记和省电子局汪炳兴局长介绍彩电生产线
在北京，听说郊县一个部属企业引进的是JVC的生产线，于是我就搭了二个多小时的长途班车去那里。那个企业接待的同志是不会把他们的经验和文件贸然给我的，一点点收获也没有。交谈中，我获得一个重要的信息：他们是通过天津电子进出口公司做外贸的。
回到合肥，厂部研究后，决定派丁黎曙厂长和我到天津去。我们在天津电子进出口公司附近找了个招待所住下来。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提供引进JVC的全套项目申报资料，我们就委托你公司做进口代理，这是给他们公司的一笔大生意啊！
我和老丁就住在招待所，等了一个月左右，他们终于把部属企业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引进合同等资料借给我们，只能“看”半天的时间。我们如获至宝，马上把材料复印下来。说实在话，那时我根本不清楚怎么样向省里和电子部写申请项目。
虽然可以住宾馆，但是我们还是决定住简陋的招待所。走廊有个煤气灶，我们买点面条，简单烧烧，打三两老酒，晚餐就熟食下酒。虽然生活很朴实，却是我和丁厂长融洽相处的日子，永远难忘，一心只想把彩电搞上去。对比现在的老总出差豪华的气派，简直天壤之别。
全国的彩电引进线，在购买“线体”上花了不少钱。我不愿意花钱买一堆钢铁，于是在和JVC谈判的时候，坚持一条：只引进生产仪器和工装，要JVC提供全套流水线的图纸，我们工厂自己制造线体。因为合肥无线电二厂的金加工力量是很强的，就是缺图纸，不知道流水线是怎么设计。
JVC把眼光盯在“散件”的利润上，就答应了我的要求。由于我们是全国唯一没有把外汇花在购买线体上，我们的彩电项目总共只花了不到二百万美元（包括2000套试生产散件做成产品销售），花的外汇是引进线里最低的，但是质量测试仪器和设备却是最全的。我把这些仪器和设备交给质量科和部品科，使得我们工厂的质量体系在全国整机厂里是强项。所以，后来自主开发电视机的一轮轮样机，都是自己质量科来出测试报告。
当我从北京抱回好厚好重一叠流水线图纸的时候，心里真高兴。多亏马存勇工程师参考日本图纸，设计出自己的机械部件，金工车间制造和安装了线体。
那时候铝型材非常紧张，全国只有东北一家大型企业生产铝型材。我们向合肥张大为市长回报后，他出面向东北哈尔滨通关系，才买到制造线体的铝型材。
彩电生产线剪彩的时候，省委卢荣景书记亲自来到现场，市委郑锐书记、省电子局领导全部到场。不仅全厂一片欢腾，全市、全省也为安徽有了彩电生产能力而高兴。
那时候全厂上下，人心齐、力量大。
（五） 定 点
八十年代是计划经济，工厂生产多少彩电全靠“计划指令”，要想拿计划，只有先“定点”，列入国家彩电定点厂，每年才有计划下达。
省电子局领导告诉我，电子部的规划处是管“定点”的。
那年十月底，我到北京工体馆，走进电子部规划处的门，也没有人接待。只见一位干部在用糨糊和纸在糊窗缝，因为北京冬天风沙大，窗缝不严密，往室内进风，都要糊窗的。看他爬上桌子又爬下很不方便，我身材比较高，就爬到桌子上，对他说：“你递纸条上来，我来糊”。
干了近两个小时糊好后，他拿块毛巾去洗澡，回来后坐下便问：你是哪里来的? 我急忙把介绍信递上，介绍自己。他说：“哦！是来定点的，我姓王”，就这么熟识了这位老王，还交了朋友。以后我上北京，有时还去他家拜访。
安徽省委决定我们工厂上彩电项目时，国家的彩电定点工作已经结束，全国彩电工厂的名单确定了，不再审批。而我们却要挤入国家彩电分配计划，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在省电子局的领导下，我们上下一心终于把合肥无线电二厂列入到国家彩电计划名单。
我们工厂挤入国家彩电生产计划，这对工厂来说，就是“生命线”。
每年的年底，召开“计划会议”，决定第二年能够分配到多少计划。那时候不担心销路，只担心有没有计划，因为彩色显像管是计划分配的。所以，“计划处”和“电视处”的关系非常重要，只有让部里领导了解我们合肥无线电二厂在引进、国产化、质量、自主设计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引起他们的重视，部里才能够支持我们的发展。
一次初冬，我在部里，正好遇上储存大白菜。干部们什么工作都停下，从卡车上下货，个个往家里搬大白菜。我也帮他们一起搬白菜、拉板车。每家要运回去几百斤白菜储存起来，整整一个冬天的蔬菜就靠这个了。我帮他们干活，哪有不高兴的，一下子和他们的距离就拉近的。
我明白了：北京整个冬天吃不到绿叶菜。所以每次去北京前，我在合肥菜场买许多青菜、韭菜等绿叶菜带去，他们可欢迎啦。后来，劳处长干脆对我说：“下次来，带点绿叶菜来，就可以”。所以，到北京后，头天晚上去他们家送青菜，第二天去办公室办事。
厂里个别领导知道后说：不能让你自己掏钱给公家办事。
全国的彩电计划就那么多，都想从这块蛋糕里多切一点。我们彩电产量年年递增，一步步进入全国电子工业百强企业，又挤到前30位，靠的是“计划分配”，企业的利润也年年向上翻。
有了计划，购买彩电元器件的外汇也是问题。我就和丁厂长跑外汇。跑省计委要外汇，甚至跑国家外汇局要外汇。我们拿到的计划外汇一美元只有3元左右，而市场的外汇要5元以上。拿到外汇计划就是为工厂赚到利润。
我跑北京、跑省里一年拿到的彩电计划和外汇计划，何止值几千万元，可是我那时的工资还只有49元多。有人还吹冷风说我这个总工程师老是跑北京“不务正业”。
其实我这一生是最不愿意巴结人的，如果我会讨好领导，或许自己前途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我对自己说，和部里领导搞好关系是工厂的需要，我这么做是出于公心，何况我对上一贯是不卑不亢。
工厂创造那么多的利润，不全是靠劳动的收获，很大一部分是靠向上面争取得来的。厂里多数人不懂这个道理。
（六）Mμ 机 芯
引进彩电搭配的2000台试生产彩电很快就做完了。我参加在北京怀柔举行的计划会议，争取来年的彩电计划。
全国的彩电工厂都是JVC机芯，这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彩电的机芯由国家规定，工厂没有自行选择机芯的权利。由于JVC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向全国的电视机工厂供货，JVC的供货计划数量有限。
这时候，电视处劳处长给我透露了一个信息：部里准备增加三洋公司的Mμ机芯彩电，全国没有三洋的生产线，多拿计划的可能性大。
作为总工程师，我知道：刚刚生产2000台JVC机型，马上就要转换机型，对于技术部门和全厂来说，意味着又要推倒从头来过，要更换全部的技术文件和工装，有难度。
但是，Mμ机芯是个巨大的技术进步，它由原来的四块集成电路改进为两块集成电路，大小印刷电路板由七块减少为一块，大大减少了元器件和结构件，简化了生产工艺，更降低了成本。
在北京怀柔县，我整整一夜进行着思想斗争，反复权衡利弊，天明时，我最后下决心，放弃旧机芯，从头搞新机芯。我把利害关系和丁、郁两位领导回报后，得到他们的支持，立刻向部里表态：我们上三洋机芯，请部里领导多安排我们计划。
在部里的支持下，我们另辟奚径转产当时最先进的Mμ机芯。幸而也得到我们厂里技术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他们没有什么怨言，勤勤恳恳完成了改换机芯的改造。
Mμ机芯给工厂带来很大的技术提升，对经济效益的贡献更大。这个机芯从原来的14寸彩电，一直扩展到18寸、21寸、25寸彩电。黄山牌彩电一年要出好多个新产品，可是它们都基于同样的机芯系列，这极大有益于生产管理、质量管理、材料管理和经济效益。
后来，我把这个机芯的尺寸带到上海，搞联合设计，然后统一了全国的机芯尺寸，才有了彩电模具的标准化和商品化。
（七）SABA 彩 电
1986年，德国汤姆逊公司推出一种新型“数字彩电”，电子部很感兴趣。电子部考虑彩电生产要开辟和欧洲进行合作的渠道，不能全盘都进口日本的散件，应该有所平衡。经过一番努力，决定我厂和南京714（熊猫）厂引进这个项目，牌子叫“SABA”彩电。
当时我们积极争取项目的第一个原因是，这是计划外的指标，我们可以多出一块计划，额外多出几万台的批件；第二个原因是“数字彩电”的技术先进性，藉此 我们可以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这次厂里叫我带队去西德学习生产技术。
在德国 1986年
欧洲彩电不同于日本，它非常注重画面质量，不惜增加许多电路来保证质量，以致SABA彩电的色彩犹如古典油画般的柔和炫丽，目前也很少见到这般美丽的色彩。但是，他们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全是自动插件，我们那时还没有自动插件机，靠人工操作，元器件多很容易出差错。
德国 汉堡 1986年
从西德回来，我才搞懂：所谓“数字”，指的是电视机“控制系统”的数字化，而非“信号系统”的数字化。
但是复杂的电路，也给我们的生产和维修添加了许多困难。
除了经济效益外，对于我们工厂在全国同行中的地位有很大的提高，许多同行对黄山牌电视简直害了“红眼病”。那时我们工厂已跻身国家一流的彩电工厂。
我和汤姆逊公司谈了一个技术合作项目：我们派工程师到他们的研发中心去联合开发彩电。一般而言，一个公司的设计部门是绝不会让同行派工程师进入，并且学习他们的核心技术的。
由于我们首先开拓了德国电视机产品在中国的市场，又做了许多协调工作，汤姆逊公司最终同意仅我们工厂一家派人参与他们的设计工作。我们派出金城祥和朱仁余两位工程师去参与他们的彩电 机芯设计工作。我们工厂开始向自主设计跨出了第一步。
我的目的是要工厂的技术人员掌握彩电的自主开发能力。过了20年后的今天，自主创新已经是我们的一项国策。但是当时所有的工厂只愿意引进机芯实行“拿来主义”。那时我已经在摸索数字化方面和自主开发方面迈出了步伐。
我离开二厂后，金城祥 当了总工程师，朱仁余 当了副厂长。
（八）假出口 真外汇
计划经济对价格的限制是严格的，18寸彩电的价格限制在1420元，市场根本没有供应，于是出现了“彩电票”，凭票供应。彩电票一旦到了市场，就值800～1000元（黑市价）。
明明值2000多元的商品，出厂只能够卖1420元。五万台彩电，我们工厂就损失几千万的利润。
我想到出口：按照国家汇率牌价和价格限制，一台彩电可以卖440美元，这是合法的。再用美圆进口元器件，维持生产。440美元 以市价汇率折成人民币，我们工厂把每台彩电的收入提高到2000多元。
不仅仅进口元器件所需的外汇有了，彩电的价值也增加许多。
这是既巧妙又合法的利用了“双轨制”制度。
任济远总会计师非常支持我，他和深圳蛇口的一家公司谈妥做出口合同。我们生产的彩电大部分销售，都走了出口渠道。至于他们怎么内销，我们不管。我们一下子成为安徽省的“出口创汇大户”。那时候，我们国家是非常鼓励创汇的，省里拿到外汇也很高兴。任总不愧是运筹经营的老法师。
（九）质 量 奖
企业有很多经济积累，但是职工的工资是国家规定的，不能够由企业自主决定发放。那时候，难得加一次工资还有比例限制，为了加一点工资 ，反而弄得职工之间产生矛盾。
省经委的质量处鼓励企业创“质量奖”的积极性，颁发了一项政策：凡企业获得省质量奖，全厂职工加半级工资，连获三年省优，全厂加一级工资；企业获得“国家银质质量奖”，全厂所有职工都加一级工资。
怎么创优拿国家银质奖，这是上无四厂的冯工教会我的。他带我去部里的质量部门和三所（国家测试所），和他们交了朋友，熟悉了创优规程。
我发现，潘兴棠工程师管理质量和办事的能力相当强，由他当“全质办"的主任，全面负责创优工作。
每次，我把创优的任务，做一个详细的“任务分解表”，规定每个职能部门的任务和完成时间，开会布置下去。做“任务分解表”这也是看了日本技术员的工作方法后学会的。老潘负责抓落实。
无线电话机荣获全国质量评比“银质奖”
我对中层干部讲清楚：创优工作出了问题，谁在质量上有瑕疵，以致拿不到“银质奖”，大家加不到工资，全厂职工面前你怎么交待？大家都想加工资，谁也不敢怠慢。
上头的工作，我来负责协调。机器抽样后，老潘就长驻北京联络沟通，直到捧回“国家银质奖”。
我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一个国家奖，两个省质量奖。那几年，我们工厂的职工，一年要涨两级工资，一个劲地年年往上涨。
我们不仅拿到省优“三连贯”，而且破天荒地，拿到国优“三连贯”，我已经记不请总共拿到多少奖。二厂成了合肥市里的香饽饽。
质量和产量是一对天生的矛盾。我要把住零件和成品的质量，管生产的周鹤天厂长抓的是产量，往往受到质量部门控制，互相之间是制约关系。到周厂长病危的时候，病床上的他骨瘦如柴，我一阵心酸，上去拉住他的手，默默无语。他能够感受我的心灵，用尽全部力气握紧我手，久久久久不放，这是一个我们心怀同一个共同目标战友之间的无言诀别！……
说到二厂，职工都是“神抖抖”的感到很光彩。有位老职工对我说：“厂衰我耻 ，厂兴我荣”。
（十）自 主 设 计
张熹向电子部劳处长和省电子局领导汇报自行设计的电视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没有“自主设计，知识产权”的观念，以引进为荣，崇敬国外的产品设计。
摩托罗拉（Motorola）半导体公司开发了一款黑白电视机集成电路MC13007X，外围只需很少元器件，用这个集成电路的电视机，性能好，价格低，适合整机厂生产。可是，按照摩托罗拉 半导体公司推荐电路做出来的电视机，整机指标达不到要求。全国许多电视机工厂要求摩托罗拉公司，修改集成电路的设计，达到整机指标后，再供应电视机厂。
我看到这个电路的先进性，下达设计任务。设计所成立了试制组，由我们的技术骨干沈文德工程师负责开发这个产品。我对他们的要求是，用整机的外围电路，来弥补集成电路内部的先天缺陷。我们作了许多探索，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产品通过测试，定型后，成为黄山品牌的一个当家产品，由七车间生产这个机芯。
全国的电视机工厂都没有跨过这道难关。摩托罗拉 公司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南京714厂，他们陈祥兴厂长指令设计所派人来合肥学习。大名鼎鼎的714厂竟然来我们工厂取经，这是破天荒的事情。
南京熊猫厂派面包车载了设计所技术人员来我厂取经。安排接待工作时，我指示我们设计所说：他们是全国龙头老大，他们来学习技术，是对我们设计所的尊重，是我厂的光荣。你们放心大胆交流。我不会追究你们技术泄密的责任。
那天，我宴请了他们，虽然是同行，该合作之处大家协作，我们之间相处很融洽。但是我心里想：你们熊猫厂可以学去线路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但是你们学不去我们的创新意识，学不去我们的CAD设计系统。
没有多久，合肥市任命熊猫厂的王道五付总工程师为合肥市副市长，分管电子工业。此后，王市长从我的朋友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尽力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
美国摩托罗拉半导体公司的礼物
美国摩托罗拉半导体公司开发的电视机芯片终于找到了用户，这块集成电路批量投产后感到非常开心，特地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礼物送给我——玻璃封制的裸片“集成电路MC13007X 芯片”。
我知道我们国家的集成电路 是 短板，为了解决集成电路问题，我拿了这块当时集成度最高的芯片，去211集成电路研究所，希望他们能攻关试制。
根据安徽的地方特点，我对黄山牌电视机的设计提出两个要求：第一，灵敏度要高；第二，适应电压要低。
因为那时候电网的供电能力跟不上，农村电压低的时候，只有160V－180V，我要求，黄山电视机在160V能够收看。由于安徽地域大，边远农村的电视信号微弱，黄山牌电视机的灵敏度也需要高过国家标准。
正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两点，在一次在肥东县开销售会议，全省的销售网点都来了。我在主席台上放了三台电视机，一台黄山牌，一台进口机，一台国内名牌机。我用调压器把电压往下降，200V左右进口机就不行了；180V左右，名牌机的图像扭曲了，160V时，黄山机的画面还是好好的。在微弱信号时：进口机的画面“漂雪花”了，黄山机仍然清清楚楚。一下子破除了大家对进口机和名牌机的迷信，安徽老百姓特别喜爱黄山牌的电视机。
那时候刚刚出现CAD的概念，即“计算机辅助设计”。我当时也只是朦朦胧胧有些了解，但我意识到这是电视机设计的发展方向，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于是，我邀请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的顾老师来协作，设计所的王德明工程师负责这个项目。他们有着极其坚韧的开创精神，硬是摸索出了一条路子，在虽然构造系统和建“库”上花费了大量精力，终于从无到有地建立了“电视机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在省级鉴定会上得到很高的评价，开创了我国首个“电视机设计CAD” 。随后工艺科建立了“电视机工艺设计CAD”，任济远总会计师在财务科开发了“财务计算机应用”。
这CAD不是花架子，它的实用性很强，设计所、工艺科的技术人员都非常爱用，因为它大大地提高了设计效率，也使我们的新品开发速度提高许多。那时候最先进的计算机是286，内存小得可怜，图像处理速度根本跟不上，要花上一、二个小时等计算机出图像，那时设计所想往的是386机型。
九十年代我调到上海才知道，上海的电视机工厂离开展CAD还有很远的距离。
解决了设计工具，就要开展机芯的独立设计。那时国家对彩电用的集成电路有严格的规定，自己不能够优选的。而且，从能力出发，我们也要先易后难。我决定从黑白机入手搞自主设计。我希望达到两个目的：既要设计出好产品，又要锻炼和提高设计队伍的水平。
我花费大量精力收集国内外所有电视机集成电路，优化各种集成电路组合的方案，确定最佳的组合是：采用无锡华晶公司国产的D1379和D7678电路组合——我把它称之为“Tμ机芯”。其优点是：整机元器件比全国普遍采用的μPC机芯减少31％，装配工时减少1/4，可靠性高，MTBF达到12000小时以上，免除了高温老化工序，单台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车间定员由166人减少到110人，并且做到12、14、17寸通用。
开发这个Tμ机芯的最大难点是克服伴音干扰和帧抖动，正是这两个缺陷使华晶的集成电路一直没有工厂应用。全国的整机厂都要求华晶公司修改集成电路设计，唯独我们以外围电路的弥补，克服了这两个先天性缺陷，取得成功，这个攻关项目的功臣是朱仁余工程师。
无锡的华晶厂是电子部部属集成电路单位，他们的电视机芯片D1379 没有一家电视机工厂采用，是我们首家大量采用了他们的国产芯片。当我去他们工厂批量订货时，他们真的非常感激我们整机厂带头对国产芯片的支持。
Tμ机芯申请了两个国家专利，专利号是：90108062.4和90303121.3。
《电视工业》杂志（科技版）立刻大篇幅报道了这一消息。
《电视工业》（科技版）1991-11期
Tμ机芯 电视机刚投产，就立刻获得外商订单，出口巴拿马壹万台。黄山牌电视机迈出国门，终于实现了“真出口”。仅1990年这种高性能低成本的机型的经济效益达1100万元，创汇500万美圆。
Tμ机芯是黄山牌的骄傲，是安徽的光彩，更是我国电子工业走向自主设计的一个标志。
Tμ机芯的成功，证明我们具备了创新的观念和人才，具备了创新的硬件、设备和技术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电视机的“创新体系”。
Tμ机芯的成功，标志我们已经超越“国产化”阶段，走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层次。
十五年以后，我们国家才提出建立“创新体系”的国策。
按照“创新”的思路，针对当时流行的“画中画”电视机，我提出了“双屏幕电视机”的构思：双屏幕电视机有大小两个屏幕，可以同时（或分别）收看主屏幕和付屏幕的电视节目，双屏幕电视机成本为画中画电视机的四分之一。
双屏幕电视机 发明人：张 熹 陈建新
1989年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荣誉奖
这个发明（中国专利882119184）立刻获得首届安徽省发明展览会“金牌”、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荣誉证书，又被推荐参加1989年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获得了荣誉奖，可见国际上对创新的重视。
这项发明成果，得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国家科技成果证书”。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市场换技术”为时代特征。不向前迈步前进，我们只能够永远组装外国的产品。
那时，我已经向“自主知识产权”挺进了。
这个项目的实现，是与陈建新工程师的努力分不开的。据说，后来他担任了总工程师。
可以说，合肥无线电二厂已经建立了领先于全国的整机自主开发设计能力。
国家科技成果完成者证书
（十一）职 工 业 余 教育
合肥无线电技工学校毕业典礼
1977年，工厂办了技工学校，负责人朱孔道要我去授课。我想：虽然自己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不过我能够任教，于是兼任“晶体管电路”课程。我尽量深入浅出，还结合工厂的实际来讲课，学生听得津津有味，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届学生毕业的时候，为分配工作，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前三名进设计科，一点没有后门”。这样的分配很公正。这三个学生是：朱仁余、殷豪、陈建新，以后他们都成为工厂的骨干。
我担任总工程师后，分管教育：幼儿园、小学、技校，还有职工业余教育，全管。
我跟安徽大学联合办学，成立大专班，为了便利职工业余上课，教室放在自己的厂内，我们工厂派车接送安徽大学的老师。经过二年艰辛的学习，他们都拿到了大学的毕业文凭。
我们工厂和安徽大学无线电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还和安徽大学签了协议，凡是我们工厂职工的子女，在高考时，享受安徽大学职工子女的优惠。这对职工解决子女上大学是一项极大的优惠，很多职工获益匪浅。
安徽省教师基金会
省里成立“教师基金会”，资金来源没有着落，我和丁厂长汇报后，以工厂名义捐献了10多万元，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为了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厂里举办了好几次“电视机维修比赛”，我们故意制造一批故障机，给青年职工真刀实枪地比，看谁修得好修的快，优胜的给予大奖。年轻职工个个争着下功夫学技术，比上培训课只学理论更有实效。
黄山电视机迅猛发展，全省都要建立维修点，这是售后服务的关键，我们连续举办“维修培训班”。我没有时间去讲课，只能够讲序言部分。我介绍一些维修思想方法和基本概念，很受欢迎。其实，我自己不会修理技术，只会讲故障判断思路，对他们启发很大。
编著：张熹 陈建新 任君健 赵本固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0年出版
1991年，省电子局召开“业余教育表彰会”，我在会上即兴发言谈：“工厂业余教育推动企业的发展”，全场都全神贯注地听我的发言后，省电子局的党委书记说：这样的事迹怎么没有评上先进？其实，是我把先进的名额让给了下面的部门，当场指令：给我增加一个先进名额，马上补发证书。
教育工作受到省里表扬，我们厂教育科王科长工作劲头十足。
（十二）不带走一根草
1991年我调到上海工作，离开合肥。
我和黄山牌电视机结缘18年，抱着满腔热忱，经历了黄山牌电视的成长和发展历程。
合肥无线电二厂发展了，那么多的利润不能够加工资，也不能够发奖金，丁厂长决定买房子，整栋整栋地买了许多商品住宅楼分给职工，我没有伸手。
好几次出国机会，我放弃了。特别是引进菲利浦的信号源项目，目的是为电视机出口做准备。因为世界各国的电视制式各不相同，为了覆盖各国的制式，菲利浦 公司提供了一个多制式组合方案。
我用了一个春节假期的时间，反反复复论证后，重新做了一个新方案。按照我的方案，项目费用降低好几万美元，而信号制式竟能够覆盖几乎全世界各国的制式。我的方案送到菲利浦欧洲荷兰总部，他们非常欣赏，发出邀请函，出资要我去荷兰进行交流。我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这个技术系统的学术论文在安徽省广播电视学会上宣读，得到表彰。
我去北京，跟电子部领导汇报采用CAD自主开发电视机的过程，部领导非常高兴和支持，一下子给批了30万台的集成电路批件，批量生产摩托罗拉电路的电视机。摩托罗拉半导体公司拿到订单也很高兴，通过代理送我个人一台“液晶电视”，我转手就给了设计所做样机。
有个港商来我们工厂想做生意。我说，车间流水线需要气动工具等进口易损配件，给他指了一条生意来源。他不仅仅供货我们工厂，受此启发，他把生意做到全国的彩电工厂，生意可红火了。那年，他趁我不备，塞个红包。我发觉后，一看是一叠美金，直接交给了厂办。
1990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给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发放“国务院特殊津贴”，拿到这个名额，我放弃了。那时我的想法是：我不能够把好处都沾光，愿以这个名额调动其他人的积极性吧！
临走前，我把从美国引进“自动插件机”的合同签好，托付给钱存志工程师，合肥无线电二厂从此告别了手工插件的历史。
不愿惊动任何人，我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合肥无线电二厂。
抱着一腔热情来，没有带走一根草。
拼搏成长的“黄山牌”，技术积极进步的“合肥无线电二厂”，再见吧！
这段艰辛而光荣的奋斗史，它的精神必将永存！
张熹参加上海市仪表局 职称评委会会议 苏州1993年6月
自主开发电视机ZILOG遥控器成功 向电子部曾部长汇报 北京 1994年
在“上海集成电路设计研究中心” 2002年
张 熹
2008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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