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王刚先生议方以智与《石头记》

钱王刚先生议方以智与《石头记》

钱王刚先生为《方以智传》作者

张老：

所发三篇拜读，甚为感佩。我年轻时初读红楼，虽见识不到，却于文学惊艳之际，亦有拂之不去的沉重悲凉之感，叹世所谓“少不看红楼”谬也。及年长，对社会体悟稍深，再读红楼，觉字字珠玑，行行深意，描写入神，构思玄妙，若天籁玉音，清妙悠远，迥世出尘，又若佛家狮吼，声震心神，令人警醒！而其中隐隐晦晦，勾勾曲曲，才人之悲，家国之痛，社会之伤病，直如一部心血呕幻之历史演义，教人不忍卒读！（回首再看世间千万小说，只觉平常又平常矣。）无怪乎伟大睿智如毛泽东，也那般重视此部小说，赞它是一部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不仅自己一读再读，且令部下如之。因此感知，遂绝不再信红楼是出自所谓曹霑之手。

霑不过一破落的贵族子孙，大抵生活在雍乾时期。其生平无甚经历，交游不广，默闻于世，唯二三友好张宜泉敦诚辈略知其“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予其最傲人的吹捧是“诗追李昌谷，狂如阮步兵”。不言这些友好本非有造诣成就之士，其所为吹捧是否贴切，即使真的那么回事，亦不过是一诗客（其诗今所能见的，仅只和友人的两句）加酒鬼狂生而已（除此之外，从未有人称他尚有其他的才艺知识），以此经历交游和才品德行，能写出红楼梦这样思想内涵深刻艺术高绝无匹，且以博识多见多艺无所不精晓，读之令人如阅社会百科全书般的伟大作品？或曰霑受其家族兴衰影响，以其亲历亲闻演绎入书，故能自然感人入深而成就其独特非凡的艺术创造魅力和价值，红楼成书中的一些评点及现代红学研究多有此议论。然霑生平本不清楚，也不知他究竟出生于康熙末（1715或1719），还是雍正初（1724）？即以最早的1715论，曹家被抄家迁北京前，霑不过十二三岁的懵懂少年，世事既不知晓，家族的荣华也就那么点有限的印象，何来红楼中富贵风流生活的亲历亲闻？何来大观园中胜过须眉而各领风骚的一众奇女子？霑成年后，家道衰落生存艰困，先作个小吏，后赖卖画和朋友（主要是一些宗室旗人）接济为生，虽不免破落户子弟的心酸悲凉，然以其出身及经历交往，固能学学阮步兵，作点愤世傲俗之狂态，然其精神思想境界绝达不到既勘破生死世情悬崖撒手以警世人，更不可能离经叛道拍案而起，揭露和批判曹家曾是其中一员的封建贵族阶层的腐败和没落，影射和咒骂那个曾给他的家族带来无比荣耀富贵的满清封建统治，“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在清代并不知作者是谁，连程高续编出版时也还那样说。唯乾隆间满清宗室永忠明义等诗中将作者同江宁织造的曹家子孙曹霑联系起来，以为出自其手，后嘉庆时袁枚也有如是附会。迨至胡适，以考证曹家而坐实曹霑作者之名，复经周汝昌、李希凡、蔡义江等大肆鼓吹，遂成主流。然尽管如此，一直以来不同意的异议发声，也从未停止，实因为将曹霑定为红楼的作者，无论是作品及批注者的显露提示，还是对曹霑本人的分析研究，都有太多的矛盾和难以解释的疑惑。最早否定曹霑是《石头记》作者的，是清人裕瑞，其在《枣窗闲笔》中猜测红楼中的主要人物原型是曹霑的上一辈，批书的脂研斋也是其叔，又说“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五次……借以抒其寄托。”此外他还有大观园即袁家随园，红楼的谐意读法，程高本是伪续等议论。他的许多说法观点为自胡适以后的新红学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基本主张，而惟独曹霑非《石头记》原创者这个重要的议论，却被着意地忽视和否定。这种予取予舍的文学研究态度，自然不为人们所赞同，于是研究红楼者在质疑曹雪芹的著作权的同时，也纷纷提出了许多的可能作者，包括洪升、吴梅村、顾景星、袁枚、曹頫、曹顒等，曹頫父子迹于旧说，余则多捕风捉影之附会，谬不足辩，甚被批评家视为炒作戏说。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努力寻找到红楼的真正作者，不管有多少人因为误信偏爱或自私而对此说不！因为，要真正了解红楼这部伟大作品的全部和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了解作者其人，所谓知其人才能真正知其文；同样，也只有更深刻地认识红楼梦在高超的艺术形式下所隐示的思想意义，我们才能寻找到这部著名世界的作品的真正主人。二者相为依存，也是能帮助世人真正解开红楼诸多之谜的关键。

红楼究竟是部什么书？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评论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虽赞扬红楼在文学描写上打破传统的艺术创新，却仍将它归之为人情小说，显于红楼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后来对此似有所认识转变，说“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者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承认红楼内涵的丰富及其所展现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其实，在他之前，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就已明谓“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并指出作者是以“红”影“朱（明）”，以“贾”斥伪朝（清），以金陵十二钗影清初江南之名士。这个意见，虽有可商榷之处，且为胡适等一些新红学派以考证曹家事迹而加以否认，但无疑它才是慧眼独具，洞穿石头记隐晦的奥旨所在，揭示其有别于一般小说的政治性质，惟之方能很好地说明作者为何于书中云山雾罩，真真假假，以隐晦荒诞狡猾的笔法，对创作意图目的和著者以及故事人物语言，百般地弄玄遮掩，也惟之方能解释小说成书以后，长期只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直到乾隆后期满清统治已稳固，专制文网渐疏，才得以刻本面世。

红楼既是干时涉政之书，著者之身份，便也呼之欲出：非为对社会现实深不满者，即是忠于前明不与满清异族统治合作的抗节遗民。而从“红楼梦”“怡红院”“悼红轩”这些显露深情的名称，以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浄”这一些隐含讽喻心声的警句来看，则为痛心疾首之遗民而不移。而遗民之当时著文誉多才艺而知识博洽者已为鹤立，而兼此又复具类似红楼主人身世经历者，入清遗民中虽不仅见，但也屈指可数——唯是此等之人，才具创作红楼之主客观条件，也才能写出锥心泣血之绝响红楼！于是，明清之际那一代奇才伟人方以智的身影，会必然地走进当代红楼研究者的视野。

以智出身于明末一个名门显宦之家。曾祖为享誉东南的理学大家，父祖既荷承家学，又宦历三朝，祖大镇累迁大理寺少卿，父孔炤以右佥都御史湖巡抚湖广。智生而聪慧，诞时母有见龙之梦，得父祖姑师辈悉心培育，少负奇志，即以天下为己任。早岁以诗文誉世，长而博学多艺能，凡天人、礼乐、律数、物理、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以及琴剑技勇，无不析其旨趣，著书百万言，为明末清初著名的易学家(今哲学）、物理学家（今科学）、博物学家、文字音韵学家、诗书画家，文武双全，无所不能。年轻时活跃南京，主盟复社，追求政治清明，与冒襄、陈贞慧、侯方域并称复社四公子（又称明季四公子,以四人皆当世鲜见的青年才杰，又同出于名宦之家。）中岁以翰林兼王师遭国变，弃家流离岭南，襄赞南明政权抗清，拜永历朝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未几兵败被俘，从容面对生死，坚拒降而出家。此后数拒清廷招揽，坚守本心，抛却一切浮华。晚岁于发扬禅学道场之际，一面著说号召士人坚守中华文化道统，一面在赣闽粤地秘密创建天地会组织，期以反清复明。康熙十年事泄被捕，于惶恐滩投水自尽，世目为一代伟人，又誉为真才人、真孝子、真忠臣、真佛祖。

又以智家族除父祖外，其余亲属族人亦多才华功名而富事迹之辈。叔祖大铉为工部主事，其子方文为著名诗人；外祖吴应宾为翰林编修，学问通达为儒林领袖，二女令则令仪（智母）皆能诗；大姑方孟式能诗画，随夫张布政守济南抗清，城破夫战死，孟式率妾投大明湖；二姑维仪更是有明一代的著名女诗人画家；其妹维则也能诗，曾与其姊及令仪姐妹等组织女子诗社，闺中唱和不断。以智舅氏孙临亦文武双全，后抗清而死，其妻子跃恸而投水为人救，窜伏榛莽，万里携子以归；以智弟其义以豪杰之材被目为国士，清兵南下，悲愤而亡；以智二妹子瑛多才艺，远嫁江南曹家，励夫持节不仕清。此外，方氏族人方大美、大任、拱乾、仲嘉、孝标及姻戚何氏如宠如申、左氏光斗光先、姚氏文然、张氏秉文英廷玉等，皆为明末清初之名宦。且此几族豪门之间，累世联姻不断，盘根错节，关系遍布海内。而以智本人于明清之际，以才望志节交游天下，诸凡当时名士豪杰，鲜与之无交集瓜葛者。

以此等家世环境、生平遭际及才学志节，与石头亲历亲闻之事迹，红楼所欲隐宣之旨义，岂不正相符契？而谓方以智为石头记之作者，岂不胜于曹霑及诸多附会攀扯对象多多，而使世人读者更信服哉？是有斯人，世方能有红楼矣！

近年己见福建巢曼殊颖、中科大陈贤富诸先生分别发掘石头记作者为方以智之博文。二说稍有歧异：一主方红楼，一主方冒红楼。冒襄似乎以前也是索隐者提出的红楼诸多可能的作者其中之一，今将之与方以智联系起来，以为二人共创，有可能，但需要分辨和更多有力的探索考证。说可能，是因为石头记从创作到整理修润编次，从首回楔言及诸多批注看，显然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和时间，而以智去世早，身后成书之劳，流传之幸，得一位甚至若干关系紧密之亲友来负担成就，是在情理之中。以智为僧之晚年，关系甚密有交往的亲友尚不少，但志同道合且著文名而又可托付遗著者，则以俱活到十七世纪末的钱澄之、冒襄二人最值得注意。

澄之与以智才志相若，更是自少至老情义不变的异姓兄弟，中晚年一直追随以智从事抗清运动。他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学者，又极了解方以智的生平家事及晚年之心志，康熙年间交游也很广，若谓完成老兄弟的遗愿而续编石头记使之流传，其当义不容辞。

我为澄之作传细阅资料，见其《雪夜寄方有怀》诗谓“腊酒深房窨，遗书复壁藏。把来同过夜，一卷一呼觞。”（有怀名中发，以智弟其义子，其义于国变后不数年即以悲愤卒（顺治六年），年仅三十一，有《时述堂遗诗》），是说方有怀家里藏有某种遗著，从“一卷一呼觞”及“复壁藏”的描写看，斯著应为很令人感动的长篇文学类作品而非治学之书，且当时因忌讳只能藏在家里，而不能流传于世。

这部钱澄之称为复壁之遗书，显非是方其义的遗诗稿——从方中履跋文可知，《时述堂遗诗》增益最后六卷诗（散佚而从友人处征求所得）将付梓，是在乙卯，即康熙十四年。而澄之诗作于康熙十八年，此时遗诗应早已刋行，不存在复壁之说（观集中有犯时讳字句皆墨黑处理，计不过数处，也无壁藏之必要）。我很怀疑，它就是后来所谓石头记、风月宝鉴及红楼的最原始稿本，认真地关注一下它，或能为我们破解红楼复杂的创作过程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线索。

有怀祖父国变后以家国之痛而精神有些失常，不可能再事长篇之作，故所谓遗书，只能是以智兄弟二人所留。既藏于有怀处，作者首应是其父。方其义有无可能作红楼这样的小说呢？我以为这种可能并非不存在。其义“天资敏异，为诗文不假思索”，年十四补邑庠生，长于书法（“书冠于江左”），精通武艺（曾随父征战湖广），为人“慷慨重义气，挥霍自喜。家世通显，顾检束俭约，不妄交接。至君，倾赀结纳，海内豪杰争向往也，方氏之风至是为一变也……君既豪俊，于金钱无所顾惜，以是，门下多杂宾，导以狎游。有正士劝之勤学、慎游处，欣然听受，终不能改，然其胸中邪正是非判若黑白。至于大节所在，毛发不少假借。”（钱澄之《前处士方次公直之墓表》）崇祯时，国家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其义遂弃科举而求沙场报国。谁知将欲补天而天已倾，清人南下，以父兄均避难在外，其义不能抗清撄敌而独奉祖母归隐故里。以斯人才品性情遭际，及一身家学知识浸润，郁愤山中数年间，以亲身经历写一部悼亡刺时之作以泄情思，岂无不可能？而红楼中主人公的一些情形，也颇与之相契：宝玉人称宝二爷，其义亦行二，人称方次公；黛玉与宝玉为姑表亲，而其义之妻张氏正是其姑表妹，且早卒；宝玉于财物不惜，常被人抢走身上佩物也不恼，又顽劣不肯读书，科举无心，厌恶沽名干禄之辈，倒喜交三教九流人物，与侠隐之士如柳湘莲，更是倾心以结，又被门人导去狎游等等，这些，与钱澄之在《墓表》中所评叙其义之为人，正相仿佛。此外，其义于顺治初也曾逃禅，那是在他奉亲归隐后，为避清人迫害和剃发，遂与当时许多遗民一样，髡头为僧。《忆兄》诗中有谓“间关提挈返龙眠，髡头赤足问荒田”，而另首诗中作注则明确说“二公皆秃，余亦有释名。”虽不是真的遁入空门，光头衲衣则是一定的，与红楼梦中的僧人形象可以联系。还有，红楼批注提到，曹雪芹死于除夕，而其义似亦卒于除夕，不过时在己丑。

谓方其义为最原始作者，只是据钱澄之诗所作一点揣度；而我还以为：即使其义写过一部类似的书，也只是一未完成之残稿（因其时要周护一家细弱，内外忧心，又且常处悲郁之中，短短数年，很难完成全篇）且面目殊别于后来之石头记——顺治初年，清人尚在集中精力对付南方各地的抗清力量，未暇像后来那样于文化专制上做文章，如石头记那般被迫百般遮掩，以极其隐晦的手法展现人物情节背后的真实和作者的深心奥旨，显无必要——要将它与石头记联系起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即方以智后来发现其弟遗作，既深合己意，又为告慰亡灵，遂以之为基础，改编成石头记。这是以方其义为遗书作者所作的推测，若它并非真实，即其义并未曾作过是书，则有怀所藏壁者，便只能是方以智所遗。而所以藏在有怀处，则恐与当年以智父子被捕后来中通三兄弟也常年奔走在外无暇顾及相关（而如果其义在先创作为真，则藏白鹿山庄更属自然）。

叙述这一段情况，是因为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中，唯一明确提及疑是石头记之类遗著的史证，且从对方其义的分析中，会让人感到石头记总与方家人有关。同时也说明，钱澄之是与闻方家秘密或者说是石头记秘密的重要人物，以其身份关系，参与石头记原稿之后的批改整理，自在情理之中（澄之自己晚年身体不好，也曾请求方有怀找人帮助抄录自己的著作，作为备份存在白鹿山庄以免遗失，是可见双方关系之近密。）又现在一些情况隐约表明，红楼梦似与江陵曹家有些牵涉（如你们认为曹寅可能是脂砚斋其人），而钱澄之不仅与曹寅有交往唱和，为其楝亭诗作题，并为儿孙辈张目请寅关照，又荐有怀之子去拜访请教。他与曹寅以通家相称，是与曹家在寅上代至少是玺时便有交好。故通过他，石头记有抄本流至曹家甚有可能。还有一点值得说一下，澄之也曾以遁禅的方式以避清政权迫害，若干年间，被友朋与遗民称为道人，若谓石头记中一僧一道代表两人，作为将《石头记》改为《情僧录》的空空道人，澄之亦可应也，而题曰《红楼梦》的吴玉峰，若为徐乾学，亦正是澄之晚年交往甚密的友人。

再说冒襄。襄与以智关系亦深，自主盟复社、以智为襄推荐董小宛始，至晚年一为僧一为遗民，数十年志同道合情谊不变，两家子弟亦以通家交好。以二人相仿之家世背景与才情品志，谓共同合作创作石头记似乎牵强（世既无前例，而以以智辟疆之才情也无必要。至于俩人是否一起讨论过，有可能而无从所知），然谓以智故后，冒襄毅然对亡友未竟之稿进行续编，如世谓《水浒》是施作罗续或施作罗编那样，则很有可能。前也说过，续编者钱澄之亦有可能，但澄之有两个较弱之处：一是家世不显，于贵族豪奢生活的熟悉体验（比如望族豪门的日常生活及贵公子的风流爱情等），不若辟疆；二是澄之晚年为天地会活动及生计奔走四方，又注心力于《诗》《易》等著述，似乏长期静心致力《石头记》改编之环境条件。故若谓《石头记》有一主要续编者或使之成书者，比较而言，则辟疆之可能性更大些——但这也不排除澄之有参与批注及贡献意见之可能，因为就熟悉方家之事来说，襄或不及他。或许，他亦是红楼众多批注者中较为重要者之一。

我对冒襄了解不够，略知其大概生平及与以智之关系，看过《影梅庵忆语》，其他生平交往细致及著述等，未有涉研。所以，于你们研究冒襄与红楼之关系，未有进一步意见，唯觉你们在提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研究新方向的同时，有关冒襄方面的资料硬证尚嫌不足，说服力不够，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譬如，谓方冒二人共同商议合作创作石头记，是缘于当时二人之交集以及方冒之诗。以智枯壁竹关及复社子弟金陵会盟前后，二人是否谈过创作石头记，也许有，但毕竟无史料佐证，仅靠推测便显无力；而所提诗中之意，在你们认为是暗示石头记创作，而在一般阅者眼里，则显不是那样而另有解释；又曰当年以智在北京时即作有《风月宝鉴》，并请梁清标（棠村）作序，甚无根据。无任何资料显示以智当时曾有此作，他在京师心情舒畅有精力创作是崇祯十五年任王师以后，其时忙于《物理小识》《通雅》的著述和朋友应酬，也只在年余左右，很快即有甲申之变，焉有可能去作长篇之小说传奇？即假设他捉暇偷空作了要请人作序，也只会请同年友好，而不可能请才刚入仕的梁清标。为了附会棠村作序之说这样讲，过于牵强而不合情理（其实古人重号时有，即清之“棠村”者，我所知便有方苞之父方仲舒，因曾住金陵棠邑留稼村，遂以“棠村”名其诗集，人也以“棠村”称他。而此人与方有怀正为族中兄弟，且与曹寅为唱酬文友，其舅氏尚做过曹家塾师）

自胡适指曹霑为红楼作者已垂百年，影响太久，若要揭伪寻真，还历史真相，当代的红楼作者研究，无论是方红楼还是方冒红楼，俱应重视考证索隐在观点论据和分析推断上的严谨和真实合理性，以求论之有据说之成理，使人信服——当这样的探索研究越来越多，证据越来越多，观点和结论的说服力，也必将越来越大而使人接受，则红楼真相秘密被最终揭开的一天，也就为期不远。所以，我很敬佩你们之前的努力，也盼望你们结合红楼梦之各种线索，围绕方冒之生平著述以及他们的亲朋交游圈，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探索考证，期以获得更多有说服力的发现——即如你们考证冒襄与孔尚任的交往而解释红楼梦的北曲创作，便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关于天地会海底《宝镜诗》及女娲伏羲图的研究，更是对《红楼梦》所隐含的宗旨纲要以及作者身份与创作时间的研究，提出了非常关键而值得重视的证据和论证，有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之意义，是提出方红楼或方冒红楼以来，颇具价值和说服力的重要发现之一。

最后，我想结合自己对方氏的研究，再谈一下对方氏《石头记》创作起始的大致看法，供你们研究时参考。以智中年在广西曾作过传奇《锦缠玉》，具体什么情节内容旨意不知道。后来方中通在《锦缠玉跋》中对之说过一段话，称它“为才人、为佳人、为英雄、为高士、为风流蕴藉、为慷慨悲歌。借此不由人之笔墨，以写不世出之胸怀，务头犯曲，靡不合宜；穿插安排，人情是近。即冷处亦生趣，用陈语亦争新……”由之可见是本之端倪：虽仍不过才子佳人英雄高士人生遇合悲欢故事，但颇具情节变化，而矛盾发展却符合人物性格思想——是因为写的实是作者的亲身遭际，正符合方以智当时对现实的失望悲愤，以半隐的身份（高士）游离于南明政权之外的思想心境。而从《锦缠玉》的命名（似蜕变于词牌《锦缠道》）看，本中围绕才子英雄的佳人角色亦非单一，而是花团锦族，所以谓“缠”，她们应是以智生平中数位难忘女性之艺术形象。显然，所谓“玉”也即传奇中之才子英雄和高士，不过以智自喻而已，为其世俗中以石自喻之升华。值得注意的是，石头记的主人翁，也正是一块补天未成的美玉化身。若肯定石头记的作者也为方氏，则我们也几乎也可以肯定，石头记与早先的传奇，有着明显的艺术关联——传奇的一些重要的艺术因素，经过衍变，作为新的构思手法甚至内容，被移植进了石头记创作中，只不过作者赋予了它们新的立意和内涵。而这个过程的发生，从构思计划来说，或许要略早些，然其实施，则应在以智创建天地会，方氏父子组织开展秘密反清活动，取得被步成效之后，即康熙初年。

以智自顺治十年被迫圆具天界寺，至十五年离开浮山，外则应付官府诱逼、关心抗清形势以及亲友纷访，内则家庭老亲子女俗事牵挂、父丧庐墓以及诸多学术著作编撰，不可能有心力再事长篇小说创作。迨服阕，以著意天地会创建，即溯江而上至江西，其后四五年间，在建昌抚州宁都各处顶着舆论辗转奔走活动，险劳无宁居，更乏创作之条件。唯至秘密反清组织已初创，他因避舆论纷议而驻锡泰和汋林及吉安青原时（康熙二年以后），才有相对稳定安宁之创作条件和环境，若谓写作石头记，当始于此时。我读方中通于父亲入汋林后不久后去省亲时所写的一首诗，颇疑与石头记创作相关，诗名《文石篇》，曰：“吉州之南西昌北，中有桃源堪偃息。特为萧君到此间，顿令老父开胸臆。古寺新题一段云，主人好客真殷勤。门前溪水流清浅，照见溪中石上文。有如白砂黄金研丹漆，小李将军画不出。又如周彝商鼎起云雷，王尔公输造不来。其润俨如脂，其细又如发。泥沙不能汙，尘埃不能没。乃知天地自有真文章，一草一木能生光。日月摩挲时荡漾，秋霜春露岂寻常？但是游人看此石，一声长叹还怜惜。此石不生北岳与南山，又不相逢五湖与七泽。胡为尽避世间人，徒向山中空敛迹？呜乎！不遇南宫珍如壁，何人不将汝抛掷！”诗中对文石的描写赞叹，与《石头记》开篇文字正相呼应，《石头记》玉石幻形历世归后字迹成篇的艺术灵感，岂不正源于此？由之可判：《石头记》本身的线索总与方家人有关（即方中通者，也不排除其为作者之可能）；而石头记的创作起码是在此时之后。再对照天地会海底《宝镜诗》所谓，情况可明矣。

以上是我根据手头资料和心得，而对《红楼梦》作者成书的大致思考，或与你们的观点有出入之处，仅供参考。迟复为歉，并请代向殊颖巢曼致意。

                        钱王刚  六月三日     

附录：

张老：

您好！因不常上qq，今日方见回信。很高兴前复文字能予你们有一点作用。您所说的三点我都同意，它们是新时期红楼研究的关键所在，亦是解开红楼真相之宻钥。前人拘泥旧说，不仅矛盾百出，也大大降低了红楼的思想意义。盼你们深入研究下去，以有力之著述扩大影响，引起世人更多的呼应共鸣。闻殊颖浸润以智研究久有心得，甚是欢欣，也甚望日后多有交流。当年余为以智立传，因极乏资料和专心研究写作之环境，虽努力勉成，也获一定誉评，但亦存待改进勘正处。日后若备条件，当结合近年研悟之心得，修改重撰，则殊颖之研究，正可多借鉴也。至于与殊颖合作红楼专著之提议，余亦颇心动，但怕才学心力不足承重任而负期望。

敬颂夏祺！

                                                                                                                                                                                                                                                                   钱王刚  二零一八年 七月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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