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儿 2016年11月10日
如今，走在北京阜成门立交桥上，向东偏北放眼望去，除了那气势恢弘的妙应寺白塔，还能冲进眼帘的就是那栋也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结实建筑，曾经名噪一时的“人民公社大楼”，又叫“共产主义大厦”——福绥境大楼。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福绥境大楼，1958年用建人民大会堂的余料建成的，是“***”时期的产物，大楼里设有大食堂、幼儿园、活动室、小卖部，楼高八层，是北京最早有电梯的居民楼，体量及其宏大、端庄，2.5万平方米的“Z”字形楼体在白塔寺西北的胡同群落里，从任何角度都难窥全貌。关于这栋楼的建设背景和建设细节，网络上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曾经住在周围的人写这栋楼的往事，以这栋楼为原型拍了鬼电影《诡捌楼》后，去探秘的人多了起来，网上也流传着很多灵异故事。作为这栋楼的“原住民”，追忆我与这栋楼的点点滴滴，或许你看到的是这栋楼的另一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公家的药店被公私合营了，外公就成了公家的人。家里也开始住房管局的房子了，房子越住越小，六十年代中叶，外公想住楼房了，就携儿女换房搬进了福绥境大楼，因为外公是黑五类，所以只能住这个筒子楼的阴面。二楼，楼梯拐进来左手的第一户。当年外公大点儿的女儿们已经出嫁，二舅和小姨因为工作和插队陆续也离开了这栋楼，后来大舅携妻带儿就跟外公外婆一起住了。我是第三代中第一个出生在这栋楼里的，而真正在这栋楼里长大的只有大表哥和小表妹，大表哥在这栋楼里娶妻成家，小表妹从这栋楼里走进大学。我，从56天就随妈妈到郊区执教，离开了这栋楼，这里就成了我的“外婆家”。这里是我们家族的家，人最多的时候，二十几口儿老老少少得围成两桌吃饭，直到今天我们家里人都还亲切的称它“大楼”。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这栋楼都无大碍，记得小姨说：别人往下跑，我往上跑，去看看周围震塌了多少房子。
“外婆家”是二楼19号，进门右手是卫生间、墙柜，正对着的是外婆的小屋，左手是大屋、大墙柜和阳台，没有厨房，是这栋楼里的主力户型。小时候，逢年过节或放寒暑秋假，我会随妈妈回来看外公外婆，还有大舅和大舅妈。那时候，在我的心中，用现在话说，“外婆家”绝对是个高大上的地方，8层的大高楼，有电话，有电梯（但我始终没坐过），烧水做饭用煤气罐（大食堂没推行多久），冬天有暖气，厕所里有抽水马桶。我小时候虽然不习惯坐马桶，每次大号都要到楼外胡同里的公厕，早年没有封阳台的时候，冬天煤气灶要搬到卫生间里做饭，感觉怪怪的，但还是总盼着能回外婆家，每次回外婆家也很有仪式感。虽然没有新衣服，就算是带补丁的也要穿漂亮干净，带些农村的土特产给外公外婆，回来会带些糖果饼干还有表哥穿小的衣服。在外婆家里吃饭，外公都要写菜谱的，现在想想在那个年代真是很丰盛了，人人都是按顿缴饭费的（那年月，家里经济实在困难，物质极度匮乏）。小孩不能直接夹菜，要跟大人说吃什么，大人给夹到碗里。记得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小时候一直不太会用筷子，所以到外婆家吃饭总要勺儿，表哥就嘲笑我：以后参加国宴了，说您能给我个勺儿吗？外公就揭他的短儿说：哎呦，国宴完了也不能说我吃多了，得松松裤腰带。过年的时候，回来的人多了，睡觉都是折叠床甚至打地铺，小孩儿在家里磕头碰脑的，外公依然不容许我们下楼疯玩，只是在这不大的单元里躲躲藏藏。最有趣的是我们轮流跟着表哥，躲进大屋的黑墙柜里，他拿着可以发荧光的***相章，舞动起来，看那一道道闪光，乐此不疲。
一进大楼的那个传达室，我认为是大楼里最热闹的地方，除了收发报纸、信件，订牛奶、取牛奶，还可以打公用电话，黑黑的拨转盘的那种电话，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我们最喜欢听到传达室阿姨跑到楼后空场儿仰着头朝大楼喊“*楼*号姓*的电话！”高层楼时，那阿姨还拿个铁皮喇叭喊。
我们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回来，都是先坐火车到北京站，然后坐电车到白塔寺下车，一下车就是人民医院，过了马市桥十字路口（现今赵登禹路与阜内大街交叉口）就是“国营二门”（北京市药材公司第二门市部，外公上班的地方，现今的白塔寺药店）和白塔寺副食商场，还有个宏丰百货，商场对面是外婆上班的服务所和前进照相馆，照相馆往南是大舅妈上班的锦什坊街，百货店拐进来就是宫门口东岔，进了东岔儿往东就可以看到白塔，与西岔儿汇合，汇合处有个菜市场、粮店，再拐个弯就到大楼了。
白塔寺，在我的记忆力里，它一直都处在修缮状态，能看到的就是那高大的白塔，时常被脚手架围起来，那不同于北海白塔的塔铃对我总是有一种震慑力，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大楼开了北门，说是因为如果白塔的塔铃甩下来正好能落在大楼的南空场上……直到前年，修葺一新重新开放的白塔寺我第一次进去逛，才了却了我童年的那份好奇。
白塔寺副食商场，我们家人叫它“大商场”，60年代建在白塔寺山门遗址上的一座副食商店，虽然只有一层但面积很大，在那个年代已经是附近非常显眼的建筑了。当年，北京最有名的两家菜市场分别是西单和崇文门，物质匮乏、生活水平低，交通不便等，那自然是很少光顾的地方。白塔寺副食商场，比西单菜市场小一些，但也算是品种齐全，冷饮和水果，肉、菜和副食，还有点心和糖果。日常的菜和副食大多在东西岔儿交汇的小商店解决，想奢侈一点还要上大商场。我们每次回来都要逛好几次，主要是买好吃的。这商场，随着前几年白塔寺山门的复建，已经被拆除了。
“国营二门”70年代末在原址翻盖五层大楼，1980年重张开业，翻建后的药店古朴典雅又具有现代建筑风格，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题写了“白塔寺药店”的匾额，白塔寺药店的名称正式使用。2013年，为配合市政府对“阜景文脉一条街”的改造，白塔寺药店这座存在了三十多年的五层大楼，启动了降层工程，削去三层，再建一个仿古的屋顶，门面恢复为传统的古建风格，就成了现在从药店南边可以看到白塔的样子。朱红色的木制门窗，青灰色的屋顶，与白塔寺山门的颜色统一协调，浑然一体。蓝天丽日，白塔红墙，古都风貌，再现眼前。很遗憾，在我们这个家族里，没有继承祖业学医问药的，妈妈说现在药店里也没有当年的认识的小伙计了，可是我还是很喜欢进这个药店，看现在的小伙计抓药，闻中药的味道。
随着我们长大，时代也在进步、变迁，后来我们再回来，就直接坐长途汽车到东直门，然后坐地铁到阜成门了。走过沿街的小商铺，擦着鲁迅博物馆的外墙，七拐八拐走到大楼，再后来有了小表妹，就都喜欢走只能通过一个人宽的百米无名***同，路过小表妹幼儿园的宫门口横三条，直接就到大楼了，觉得大楼离大街近了很多。
毗邻大楼的宫门口二条19号，鲁迅北京旧居，在鲁迅博物馆院儿内，1924年5月至1926年8月，鲁迅就住这儿。他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等文集和《彷徨》《坟》《朝花夕拾》中的部分文章。这里曾一度被荒废，1976年大地震的时候，博物馆的大院子曾是大楼居民搭抗震棚的地方。地震后修缮重建，现在是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因为就在家门口，一直都没有进去参观过，直到前年冬天，才专程去参观了一下，写下“原来鲁迅离我这么近却那么远”的感慨，说好等海棠花开的时候重访鲁迅故居的愿望至今还没有实现。
从大楼的西北、东北大街上也可以走进大楼，只是我们很少走。在家里的阳台上看出去，是大楼的正北，早年冬天，北空场是冬天烧暖气堆煤的地方，大表哥和小表妹都是就读北面的福绥境小学的。据说到8楼顶上可以看到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我没去看过。这栋楼和这栋楼的周围，留下了太多记忆，虽然有的建筑甚至胡同已经消失。
地震以后，外公病逝，外婆依然守着这个家，我大学毕业以后曾经工作了六七年的单位离大楼只有两三站公交，每天上下班眼睛都路过大楼。十几年前，大舅也病逝了，留在大楼里的只剩外婆和大舅妈了，人说“有妈的地方就是家”，外婆的女儿女婿们都会经常回家，我们第三代人陆续参加工作，也时常带着媳妇、女婿回家，外婆还在大楼里见到了4个第四代人，我们仿佛又看到了自己小时候。大楼，我们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大楼由于年久失修和有重大消防隐患，2004年被列为全市重大安全隐患，西城区政府开始投资排险腾退。2005年3月，大楼启动腾退，外婆家就此搬离了大楼。随后，福绥境大楼到底该何去何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幸运的是，2007年底，北京公布首批《北京市近现代历史保护建筑名录》，福绥境大楼名列其中。这是万幸，因为凡是列入名录的建筑不仅不能够拆除，而且外立面不许进行改变。当年齐名的另外两栋“社会主义大厦”，一栋已经爆破，一栋还在居住。
自打外婆家搬离了大楼，我们每次经过阜成门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望望大楼，总觉得家还在那里，坐在阜成门桥头的护国寺小吃店里，点上自己最喜欢吃的小吃，仿佛又回到了家。2012年冬天，91岁的外婆驾鹤西去，大楼就更加成为我们想家的地方。前年冬天，我想外婆了，专门回了一趟大楼，胡同似乎还是那些胡同，东岔儿已经到处是做买卖的违章建筑，大楼虽然没拆，但外观已破败不堪，走进楼里，楼道里漆黑一片，偶尔从单元门门缝里露出幽暗的光线，屋内传来已是租户浓重的外地口音和嘈杂的电视声音，二楼19号的单元门已经用砖砌死了。难怪会有灵异故事，我也感觉瘆得慌，没敢多走，也没敢久留。在***高层林立的北京，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楼，早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不觉让人心中有几分凉意。这大楼虽然列入《北京市近代历史保护建筑名录》，也没见有什么修缮。
一个城市的历史进程，不单应有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也应有近代建筑。一个城市只有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和遗存，才能维系它的历史文化，保持一段完整的历史记忆。对福绥境大楼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最终都不是最重要的，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理想，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不可复得的。5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大楼，早已湮没于森林般的楼群中，楼内那些为集体生活而精心设计的公共设施，也最终难以抵御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生活模式，久已废弃。但那曾经与“大楼”相伴走过的岁月，那些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路走来的历程，早已成为一种集体记忆，与“大楼”一起留在了北京人的心中，特别是它已经成为我们对家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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