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回那一支临时驻扎在我外公家的国军部队，他们虽然是一支上百人的队伍，因为军务临时借驻在了我外公的家里，但他们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还与我外公外婆之间相处融洽，且从不扰民。不过，也有一次特别的例外。那是在一个清晨，当时正怀孕着我母亲的外婆，被一阵部队紧急集合的刺耳声音突然惊醒了。她急忙起床一看，在那些天井里整装集合的国军队伍前面，竟然跪着三个被五花大绑的军人。我外婆听见队伍前面的国军长官正在给他的部队训话，她这才得知，那三个被绑着的国军士兵，是刚刚被抓回来的逃兵，照例会按军法从事将被执行枪毙！我的外婆素来心善，她不顾自己已经身怀六甲的身子，竟然跪在了那个国军长官的跟前，嗑头为这三个可怜的逃兵求饶。也许是那个国军主官碍于借驻我外婆家的情面，也许是因为事后我外婆还拿出了自己的体己私房钱，重贿了那个国军长官的原因，这个严重的事态才最终得以平息，那三个国军的逃兵因此逃过了一场本来是无改的死劫。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1936年的那个特殊时期，中国大陆正陷于军阀混战、外敌将侵的历史时期，对于一支国军正规军的部队来说，严格的军法、军纪是多么的重要！然而，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白花花圆大头的银光闪耀之下，军法、宪条的墨色被人为覆盖无痕了，国军主官终于同意法外施恩免除了这三个本来是必死无疑逃兵的极刑处罚，才使那三个国军的逃兵，得以侥幸地躲过了一场生死劫难！后来，这支国军队伍奉命开拔了，我外婆也差不多将此事全然忘记了。然而，这件事情却并没有结束。那是在几个月之后的中秋节前夕、长沙潇潇秋雨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外婆起床推开窗户透气，她陡然看见在屋外湿滑的雨地里，兀然跪着三个身穿国军军服的军人，从他们湿漉漉滴水的衣服上可以看得出，这三个军人已经在昨晚午夜就开始了的瓢泼大雨之中，生生地淋雨跪了一整夜了！而这三个国军士兵不是别人，正是几个月前被我外婆从枪口下救回来性命的那三个国军逃兵！外婆曾经亲口告诉我说，当时这三个国军士兵一边给救命恩人的她磕头作揖，一边还口口声声地说，他们三个人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投胎在我外婆的家里来报恩！巧合的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不久之后，我的母亲就降临于世了。这件事情发生1936年的中秋节前，而那时我的父亲刚刚过完了他七岁的生日，恰巧又是在那个瞎子算命老先生为我父亲摸骨相面的同时！如此惊人的巧合，绝对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多年以后，我母亲这个土生土长在南方的长沙湘妹子，竟然真的与我那从遥远北国（我查了一下百度，梅河口距离长沙，正好是二千零二十九点五公里，与瞎子算命先生所言的“几千公里”完全吻合无差）而来的我父亲，相识、相恋并结婚生子了，还就真的只生下了我们兄弟三人，一个不多一个也不少，连性别都与那个算命瞎子老先生预测得分毫无差，还与那三个国军逃兵的人数和性别竟然也是一模一样的！我并不知道我们兄弟仨个，是否真的就是当年发誓要投胎我外婆家里报恩的那三个国军逃兵？不过，如此神秘莫测的“天作之合”，就是想想也会让人醉了！在我们三兄弟长大成人之后，外婆还曾经很肯定地对我说过，我们这三个淘气的外孙子，肯定就是她当年从枪口下救了性命的那三个国军逃兵，连相貌都极像！不过，她老人家还曾这样对我说过，我们这三个兄弟，根本就不是来报恩的，而是专门来讨债的！我不知道外婆这样的诠释，是否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当年她从法场枪口下解救了三个国军逃兵的往事，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我也在我的舅舅和姨妈那里，得到过非常肯定的印证。说来也是很奇怪，小时候的我们三个兄弟之间长得并不相像，而且各自的身高、体重迥异，脾气、秉性也都完全不相同，但我非常肯定我们都是同父同母、一奶同胞、情深爱笃的手足亲兄弟！但是，总是还有一些难以弄清的神秘内链，让人感到十分的费解。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天命难违吧！
言归正传。我父亲整个的童年、少年时期和一部分的青年时代，是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伪满洲国里度过的，他是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亡国奴。不过，当年东北老许家的家底儿优渥殷实，他就算是在当亡国奴的那些年里，也一直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富足生活，而且还受到了极其良好的私塾教育。后来，他还以优异的文化成绩，考入了入学资格极为苛刻的伪满洲国“国立高中”！据说，这个所谓的“国立高中”，是当年伪满洲国里最高的学府！父亲还曾经告诉我说，他在“国高”里除了接受准军事化的日式训练之外，还必修日语课程，连学校里教书的老师，都是由日本现役军官们来担任的。而且，在国高里任教的日军教官们，军衔和级别都很高，是穿着一身日军的戎装开始授课的，还都背着王八盒子枪、腰挂日军的军用指挥刀，骑着高头的东洋大马，威风凛凛，连学校之外的日本驻屯军、野战军的下级官兵们，都必须要向这些国高教官们立正行军礼！我父亲的高中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半军事化环境中度过的。不过，由于他在那个特殊时期里，受到过极其严苛的日本准军事化文化教育，为他日后的从军、从医经历，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而且，他还会讲一口非常流利的东京口音日本语，他说这应该是得益于在他的那些日本军人教官们当中，有许多人是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材生。从这一点上说，日本人要远比我们更重视教育，即便是教授亡国奴，他们也是非常认真的。当然，日本人在占领区开展的所谓教育工作，无疑是别有用心的，他们的司马懿之心，不用猜大家也知道！
据我估计，我父亲从伪满洲国国立高中毕业的时候，应该也是日本战败并无条件投降，以及伪满洲国彻底倒台前后的1945年左右了。在这个时期，我父亲这个伪满国高毕业的秀才，已经是长大成人、年满十六周岁的大人了。在那段时间里，地主老许家除了继续放租土地之外，还曾经在当地开过一家很有名气的酒庄，名字叫做“许家烧锅”，专门生产用梅河大米酝酿而出的优质白酒（俗话说“烟酒不分家” ，巧合的是，与东北吉林我父亲家里土豪地主生产白酒相对应的，我母亲家在湖南长沙竟然是开办烟厂的民族资本家！我外公所开设的烟厂叫做“华昌兄弟烟厂”，他所创立和生产过的著名香烟品牌，大家应都非常熟悉，叫做“白沙”烟）。做为许家的二少爷，那时也是时候应该娶妻生子，为许家传宗接代、开枝散叶了。据说，我的爷爷奶奶曾为我父亲相中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包办了父亲的封建婚姻。不过，以我父亲天生不安份的秉性，加上他还受到过非常严格的“高等教育”（那个时候的伪满国高毕业生，简直是凤毛麟角，是绝对的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我父亲决定要抗婚和逃婚！事实上，我父亲当初的这个冲动、鲁莽的想法和行为，并不是因为他反抗封建家庭和包办的封建婚姻造成的，而是他不甘心从此一生将会被束缚在家乡的那块狭域，永无出头之日。对于青年时代的我父亲来说，家乡以外的那个未知世界，才是他追逐的终极目标所在，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所以，我父亲在他的新婚之夜，竟然借着洞房花烛的余光，狠心地扔下了那个可怜的新娘，翻窗逃走了！而且，他一走就是漫长的二十七年，直到上世纪的1972年时，他才带着我回到已经阔别了近三十年的家乡！而那位当年被父亲抛弃了的许家二奶奶，在我父亲家里用了八抬大轿迎娶回家之后，一天的夫妻生活也没有享受，就守活寡了。据说，她后来也一直没有再嫁过人（可能是在旧社会里，像她这样已经过了门儿的弃妇，是再也嫁不出去了）。我依稀还有一些印象的是，在上世纪八零年代中期的时候，我母亲曾经带着我们三兄弟回到了父亲老家省亲，还专门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探望过那个名义上的许家二奶奶呢！关于那一次正牌许夫人去探望老牌许二奶奶的细节部分，我已经记录在《我的母亲》那篇博文中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翻看一下，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我不知道这位许家二奶奶当年的家境如何、她家与许家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门当户对？但我想，她的家境一定是没有老许家殷厚的。因为，就在那一次我们三兄弟随母亲到达东北老家的时候，整个梅河口市的基本城市建筑，都还一直沿用着老许家的旧物业呢！甚至包括梅河口市的城市街道、商业门店，还有市政府办公大楼，都是曾经的老许家产业，这还不包括城外农村那无数的良田、农舍呢！我还记得父亲曾经调侃地这样说过，若现在还是旧社会的话，我们哥几个都将是许家养尊处优的少爷公子哥，可以穿金戴银，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豪生活。而我却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当年我父亲主动放弃了这样的土豪生活，独自一人跑到南方闯荡又是为何呢？后来，我在父亲的那些交待材料中发现，当年他选择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除了逃婚以外，还因为他惧怕因为许家的家大业大而被新的政府所镇压。如此说来，我父亲应该算是有远见卓识的。事实上，在东北全境得以解放以后，许家就开始家道中落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房产、商业和粮田，被以土地改革的名义而被打土豪分田地，都变成人家的产业或物业了。不过，由于许家的老辈子们当年识时务、懂大体，能够主动配合新政府的收缴、兼并工作，而没有遭遇被镇压的惨境。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父亲家与我母亲家的境遇如出一辙，我外公创办的华昌兄弟烟厂和位于湘江中心岛~桔子洲头上的“天伦造纸厂”，也是被以公私合营的名义兼并了！我父亲在东北的家里是土豪地主，我母亲在湖南的家是富绅资本家，虽然成分上有所区别，但都属于须接受人民政权改造的“剥削阶级”！如此说来，他俩之间的婚姻结合，应该算得上是“门当户对”的组合搭配了。不过，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只能算是已经风光不再的时代弃儿，更多的可能是两个苦命的土豪公子哥和资本家千金小姐沦落夭涯的同命相怜了。巧合的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在家里的兄弟姐姐排行中都是老二，一个是许家二少爷、一个是刘家二小姐。所以，我父母经常会在生气或开玩笑的时候，戏称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二的我为“二少爷”！但奇怪的是，他们从来却不会称呼我的大哥为“大少爷”，后来还干脆还直呼我的三弟为“三鬼子”。由此可见，我父母亲对他们当年的家中地位还是十分眷恋的。时过境迁，他们在新中国诞生之后，都被新的人民政府成功改造为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甚至还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所受到过的良好教育，从知识分子的宝座上沦为了地位低下的“臭老九”。我无法想象，当年我的父母从富豪家里的二少爷、二小姐，直落了七级妖塔，成为了受人践踏的臭老九身份，他们后来究竟是怎样才熬过来的？他们的复杂人生经历，目测是可以写成几本书了。
奇葩的是，我父亲当年逃婚的经历，在若干年后还被他的儿子“三鬼子”、我的三弟给翻版重演了！那段往事，简直就像是我父亲自己的故技重施，曾经让我父亲哭笑不得、无可奈何！所以，我家三弟当年的那次逃婚壮举，像极了几十年以前那个许家二少爷的所做所为，这个“三鬼子”绝对是许二少爷亲生的无疑，我完全肯定！有关这一段往事的复述，留待我在后面的续章中再跟朋友细聊了，暂且放下不提。
我现在最不能完整了解的，就是我父亲从1945年离家出走，一直到1949年前后，他竟然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一名文化军官之前的那三年时间里，他究竟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从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到国内三年战争的开始与结束的这段时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三年！尤其是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曾经是国内战争中打得最为激烈的主战场之一，能够在那个时期、那个地方成功存活下来的人，都实属不易。以至于包括我爷爷在内的东北家乡人，一直都误认为我的父亲~许二少爷，早就已经死在兵荒马乱的硝烟战火之中了！直到若干年之后，许二少爷突然拍发回来了一封电报，他们这才知道，许家二少爷居然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我现在还能够十分真切地想象得到我的亲爷爷，当时手中攥着我父亲发来的那封家书抵万金、亦可抵万斤的电报，他双手颤抖、老泪纵横的场景！当年，我父亲“心血来潮”发往老家的那封电报，不啻为一声惊梁震柱的旱天雷，极大地震撼了他的家乡和亲人们。难怪，我父亲的名讳为“振寰”！
据我偷看过的那些父亲自我交待材料上说，他当年离家出走之后，最早是先到了辽宁沈阳。不过，我弟弟给我的补充细节说，老爸当年从梅河口跑出来后，最先是被一股绺子（东北土话：土匪）给劫了。不过，我父亲被土匪们所劫去的并不是他随身的那些钱财，而是他的本人。如果父亲的这段往事是真实发生过的话，如今的情景重现，总是会让我感到滑稽不已！每每想到那个场景，我都会忍俊不禁，常常是笑得人仰马翻。那个情景仿佛就是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劫匪范伟，他曾在剧中有过这样一句经典的台词：我先劫个色！而我的父亲，当年就是被那些土匪们劫了“色”的，他在那一段时间里，被迫成为了这伙子土匪们的一名“师爷”。不过，我父亲被逼成为土匪绺子们军师的日子应该并不长，他在落草绿林之后不久，就借机逃了出来，继续南下沈阳城了。让我感到很可惜的是，在那一股劫色的土匪绺子当中，并没有什么女土匪头子的出现，否则的话，我的父亲极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后来又从土匪老窝里又逃出来的经历了。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威虎山》电影里的座山雕老巢，那里除了戒备森严之外，还是戒备森严！杨子荣不但进匪窝时须打虎上山，想离开那里也是困难重重的。不过，我父亲当年并没有在土匪窝里当上太久的那个“老九”（九爷），却在若干年之后，还是被人强迫着戴上了一顶“老九”的帽子，还是一顶极“臭”极“臭”的“老九”帽子，这也是他无解的宿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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