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父亲带着我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回到渡口的旅程，既是一趟回家之行，也是他的一次工作之旅，还是一次免费旅游。因为，那一次的返程路上，他所在的十九冶工人宣传队要到湖北、湖南、重庆和昆明等地的兄弟单位慰问演出。所以，那次我随父亲回渡口的长途跋涉，就变成了一次愉快和难忘的观光旅行。记忆中，我也是从这一次与父亲同行的旅途中，开始了我真正了解我父亲的人生之旅。
父亲所在的十九冶工人宣传队，大约是在湖南的演出结束之后，来到了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历史名城、军事重镇湖北省沙市。这个地方的原名为荆州，在旧楚时代曾经是楚国的王城，这里因为依山傍水的险要地势，历来就是兵家们的必争之地。早在三国时代，就留下过类如“大意失荆州”的成语和故事。
我现在还依稀记得，那座建在长江边上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旧荆州沙市，非常的洁雅淡致，空气中总是漂浮着一种舒然清新的自然气息。不仅如此，这里的人也显得很文静，连菜品都是很清淡的，一点儿也不像传说中“九头鸟”楚民们的强悍和重口味。这里的城市建筑低矮朴素，只有那座坚实如故的旧楚都荆州老城门，让人至今还印象深刻。我现在早已经不记得父亲他们当初在这里的演出情况是怎么样的了，但我对我们曾住过的那个“沙市宾馆”还记忆犹新，这里的宾馆服务员长得都很漂亮，伙食供应也非常棒！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父亲带着我参观那座巍峨雄伟的荆州古城墙和著名的荆州博物馆的经历！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荆州出土的著名古尸和那柄据说是越王勾践使用过的“越王勾浅.自作用剑”青铜王剑！感谢我的父亲，是他带着我见识了中国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遗存，让我在孩提时代就在心中种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博文链接：童年的记忆：大意“去”荆州）
后来，父亲所在的工人宣传队，从沙市登船溯江而上，沿着著名的长江三峡向重庆进发。我还记得我们所乘坐的那艘游船是“东方红38号”，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上内河游轮旅行的经历。不仅如此，那时候的长江三峡上还没有类如今天葛洲坝等人工设施的存在，一切自然风光都保留着原生态的原始风貌，我也因此得以知晓和见识到了天然雄壮的三峡夔门、瞿塘峡、牛肝马肺峡、兵书宝剑峡，以及著名的三峡悬棺、白帝城、丰都鬼城等历史文化遗迹和迤逦秀美的三峡自然风光。
我也是在这一次的随父旅行当中，第一次从父亲的“导游”里得知到了父亲的见多识广和知识渊博！因为，几乎我所有的十万个为什么，他竟然都能随口而答，让我开始对我的父亲充满了个人膜拜。
中年时的父亲体型富态，玉树临风，风采照人，很有高级领导的风范。记得有一次，父亲在几个宣传队员们的“簇拥”之下（队员类似在扮演着领导的随从工作人员）在某个机场特供商品柜台前，用手指划了几下专柜里摆放着的中华香烟和茅台酒后，一句话不说就扬长而去，留下了两个对父亲“卑躬屈膝”，却对售货员指手划脚的“随从人员”与售货员沟通，竟然在毫无凭证的情况下，极为顺利地买到了几条平价特供烟和特供酒！这在当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件往事，也成为了在宣传队里被队员们津津乐道的奇闻趣事。
后来，父亲带着我回到渡口之后，十九治的工人业余宣传队就宣布暂时解散了，父亲又回到了他之前所在的十九治卫生防疫站里工作。这个工作单位里的卫生防疫站，是座落在钢城渡口半山腰上的一幢红砖四层简易板楼，里面除了办公之外，还曾经是父亲和我们临时的“家”和生活住所。虽然在办公区域里的住家生活显得简陋了一些，但因为父亲从事的是“卫生防疫”，许多有关疫病的细菌培养，是需要在低温下进行的。所以，我几乎是从刚开始记事的童贞时代开始，“家”里面就有冰箱了，而且是那种苏俄进口的老式、笨重的大冰箱。但是，在中国七零年代就开始使用“家用冰箱”的生活方式，使我从小就比同龄人们更早地进入了高科技生活时代。记得父亲还告诉我说，由于日本在上世纪的中期就已经普及了家用冰箱的使用，人们很早就接受了低温饮食的健康生活和习惯，非常有效地减少了口腔癌及食道癌的发生风险，很值得推广！不过，在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里，人们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难以保障，谁家能有闲钱去买上一台昂贵的冰箱来确保“生活健康”呢？我还记得在那时，我家里面最值钱的家用物件，是一台蜜蜂牌的脚踏缝纫机，但父亲却很少使用，也不太会使用，充其量只是一件摆设品而已！除此之外，父亲和我们的住所里，可谓是家徒四壁，仅仅只摆放着简易的木板床、笨重大木箱和吃饭用的桌椅而已。父亲就是这样独自一人拉扯着我们三个贪吃、调皮的“小马猴”生活在那幢小红楼里。
在我家的旁边，有一座十九冶的会议礼堂，全称叫做“革命大工棚”，这里除了开会之外，还是那时单位里唯一的室内电影院。所以，我童年时光里的许多美好瞬间，都是定格在这座可以看电影的大工棚里。有的时候，我和兄弟们甚至可以一整天都在这里重复着重复地看着同一部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叫饥饿和厌烦！我父亲曾经计算过，我的哥哥光是看那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反映中国早期石油工人王进喜的老电影《创业》，就达到了惊人的二十七遍！可想而知，当年人们的精神层面是多么的匮乏！同样，由于物资方面的缺乏，我们家一直都是在单位食堂里搭伙吃饭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常常会在午餐和晚餐的时候，用网兜装上几个大铝饭盒到大工棚里给还在如痴如醉看着电影的我们几个兄弟送饭来吃的情景，现在还依然清晰可见，只是恍若隔世！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父亲的薪金收入已经算得上是中产阶级了！他早在上世纪五零年代，十元人民币就可以养活一家四口的时候，就已经拿着八十八元的高级别工资了！只不过，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仅仅只是略有调动而已，涨幅不大，记得到七零年代末期的时候，他的薪水是人民币九十九元九角整。虽然这个工资额仍然还是属于当时的“高薪阶层”，但在夫妻两地分居，加上还有两家老人须赡养以及三个花钱如流水的半大儿子的花销，父亲的这点儿微薄的薪水，真的是不经花费的。尽管如此，我们小时候的营养还是很充足的，家里的肉蛋奶及罐头食品的贮存供应总是不会断的，确保了我们几个男孩子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生过什么大病，这可能是得益于父亲在蛋白质和生活物资等物品供给方面，对我们几个男孩子的健康保障。
尽管我们几个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很好，但也难免偶得微恙，患上点儿感冒发烧和腹泻什么的。当时，父亲所在的防疫站仍属于单位职工医院的范畴，药品针剂什么的也是免费的，什么好针好药都是有的。但是，父亲却从不会“舍得”轻易给我们用上什么高级的西药和注射剂来治病。他会在我们发烧的时候，用75度以上的医用酒精给我们擦拭身体，他说这是“物理降温”。如果是腹泻什么的小病小灾的话，他就在家旁边的桉树上采摘一些树叶来煮水给我们喝。当时我并不理解，为什么父亲守着医院里免费药品的近水楼台，却只会给我们使用这些不用花钱的土方法来治病？直到我长大成人，方才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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