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是一本好读且有趣的书、一本启人深思的书、一本几乎没有什么哲学行话的哲学书，它是由一位当红的牛津大学哲学家写给普通读者的哲学入门书。刚出版不久，就已经或即将出版德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韩文和中文等语种的译本。
先说说作者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他是英国人，却于1955 年出生在瑞典，当时他的父母在那里教英语。后来其父母任教于牛津大学，讲授英国文学。他本人也从本科开始就读于牛津大学，直至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先任都柏林三一学院哲学讲师，后任爱丁堡大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现任牛津大学威克汉姆逻辑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逻辑、认识论、形而上学和语言哲学，其专著有《同一和分辨》（Identity and Discrimination， 1990，2013) 、《模糊性》（Vagueness，1994) 、《知识及其限度》（Knowledge and its Limits，2000) 、《哲学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2007) 和《作为形而上学的模态逻辑》（Modal Logic as Metaphysics，2013）。以我之见，他的著作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高度的原创性，无论威廉森谈论什么哲学论题，他都能谈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甚至提出惊世骇俗的理论；二是非常技术化，大量使用现代逻辑、概率论等方面的知识；三是不大好读，比较晦涩难懂。威廉森的论著在当代西方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本人也变得大名鼎鼎，学界已经出版了讨论他的哲学的专题文集或多期杂志特刊；他先后当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丹麦文理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和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等。
这一次，威廉森一反常态，放下身段，采用对话录的形式，为普通读者写了一本带有入门性质的哲学书——《对与错的真相：四人对话录》。该书有统一的主题：反驳相对主义。对话的场景设置在一列奔驰的火车上。首先出场的人物是莎拉和鲍勃，俩人相邻而坐，就巫术和科学展开对话和辩论。随后加入对话的是扎克，一名热情的相对主义者。最后加入对话的是罗克珊娜，一位率直而有点不讲礼貌的逻辑学家，她主张清晰和严格地思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威廉森本人的化身，这主要就其学术立场而言。就待人处事而言，威廉森是一位非常友善而易于相处的好人（nice person）。
鲍勃在当代社会中算得上“奇葩”：他相信巫术。当他在花园里种花时，花园围墙突然倒塌，压伤了他的腿。他把这件事归因于邻居老太太对他的花园围墙施加了咒语。除了在正规医院诊治外，他也求助于一位号称懂巫术的女巫医。但他并非“不可理喻”。实际上，在对话过程中，他在很多时候表现得很理性。例如，他也讲求“证据”，只不过对“证据”有自己的理解；他寻求因果关系，试图搭建不同事件之间的因果链条；在遭遇异议和反驳时，他利用现代科学也具有的一些弱点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人们的思维不能自相矛盾，也相信在相互冲突的说法中有真假对错之分。他与莎拉合作，在第一幕对话中就把扎克所主张的相对主义逼入绝境。
在对话开始阶段，莎拉是一位当代科学理论及其方法的热情拥趸。她认为，科学之所以值得信赖，是因为它基于可以分享的“证据”，有一套可以操作的程序和方法，并做出一系列可以检验的预言。已有的科学理论已经一再重复地被证实，已经给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造成巨大变化，因而它们肯定是正确和真实的。在其他三位对话者的夹击之下，她后来有所退让，认为或许应该加上限制词：科学理论“很有可能”或“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即把概率引入到认识论断言中。她还主张，由于我们人类的认知局限，几乎任何科学陈述（至少在原则上）都是可错的。但她的三位对话者使她明白：像扎克的相对主义一样，她的概率主义和可错论也会导致无穷后退，从而使她的科学失去可靠的立足点。她意识到：“我们不应该如此轻易地说出‘我有可能是错的’，这会贬低它的价值。使‘我知道’太困难和‘我有可能是错的’太容易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为‘我知道’建立一种我们永远达不到的标准是没有意义的，为‘我有可能是错的’建立一种我们总是达到的标准也同样没有意义。”
扎克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相对主义者，威廉森把他写成是福柯、尼采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后裔。他主张，在各种看似相互冲突的看法和主张之间，没有真假对错之分。从其主张者的立场或视角看，它们其实各有道理，都可以是有用的：“它们只是一种观点而已。”但莎拉和鲍勃反击说，当一个人说“这只是你的观点”时，隐含的意思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的观点很可能是错的。扎克改口说，我应该说“每种观点都是一种观点”，但莎拉和鲍勃反击说：这句话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谁都知道，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观点，很多人都拥有或多或少不同的观点。扎克再以福柯的口吻说，相对主义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它倡导宽容和理解，反对***和压迫。若把知识视作真理，拥有真理似乎就拥有了某种（政治或道义的）权力，就容易导致对持不同看法者的不宽容。如果我们用相对主义去解构“知识”、“真理”这类绝对主义的话语，所导致的结果就是“解放”和“自由”。其他三位对话者把扎克的这类说法视作“胡扯”，因为即使我认为你的说法是错的，也不意味着我可以在人格和身体上侵犯你：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威廉森在本书中把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荒谬化了，或许也漫画化了，忽视了其复杂的形态及其理据。
罗克珊娜在第二幕才加入对话。她率直、冰冷、直截了当，甚至称得上“简单粗暴”；在四个人中，她说得最少，只在关键时刻说几句，像上帝宣布“圣喻”一样。威廉森或许以此暗喻：真理是简单的，且常常不讨人喜欢。她是一位有逻辑学背景的哲学家，当面对“不讲礼貌”的指责时，她的回应是：“如果你想理解真和假，逻辑比礼貌有用。”她坚持亚里士多德的主张：“说是者为非，非者为是，是假的，而说是者为是，非者为非，是真的。”她强调，这些基本原则是关于真的逻辑的根本，仍然居于当代研究的中心。她用这种截然分明的真理逻辑去揭示莎拉的认知概率主义和可错论之“廉价”和“无所谓”，去揭露扎克的各种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调之“不靠谱”。在我看来，罗克珊娜过于自以为是，在四个人中是说理最不充分的一位。
到第四幕时，事情出现了一点戏剧性：原先在科学理论上持绝对主义立场的莎拉，在遇到道德问题时却变成了一位相对主义者：她希望给任何道德判断加上一个限制词“从我的观点看”，而不愿意径直把它们称作“真”或“假”。以“打嗝”为例：在有些文化中，打嗝是礼貌的，甚至表示对主人所提供食物的赞许；在有些文化中，打嗝是不礼貌的，甚至很恶心。因此，我们无法一般性地判断打嗝是否礼貌，而必须相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道德判断必须相对于很多其他东西才有意义。罗克珊娜反驳说，这并不是支持道德相对主义的例证，而是话语的普遍的语境敏感性的例证。例如，“我在感冒发烧”这句话的准确意蕴取决于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在什么情景下说的，一旦把这些隐含的语境因素补全之后，它就是真的或者假的。同样地，把“打嗝是礼貌的”这样的道德判断补全成“打嗝在A 文化中是礼貌的”或“打嗝在B 文化中是不礼貌的”之后，后者也有确定的真假，亚里士多德关于真假的论断仍然适用于道德判断，莎拉所主张的道德相对主义缺乏充分的理据。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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