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后半生(三十二)

        那一年的艺考季,我如体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一般,不断地穿梭在各大美术类艺术学院设立在成都的考场里应试。记得我曾经参加过许多专业院校的美术专业考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好几所美院的素描考试,要求用自己的右手去画自己的左手。后来我才知道,在人物的绘画中,手部的刻画是最难的,专业术语上的说法叫做“画人难画手”,而不是我之前所认为的,面部刻画才是在人体绘画中最难的。然而,我最终也没能用自己的右手,成功地塑造出一只号称是最难的那只美术左手。

       我参加艺考的那一年,艺考的报名费已经开始涨价了。据我家大哥说,他在上一年的川音报名费,是人民币五角钱,而再上一年,仅仅只是区区的人民币两角钱而已,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报名“工本费”。在我应试的那一年,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的报名费,已经涨到了人民币两元至三元不等,与前几年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尽管如此,当年如此低廉的报名费,于今时今日相比,那时的艺考报名费,还是属于非常厚道的良心价了!但是,由于我当年除了上海戏剧学院之外,还报考了另外十余所美术类专业院校,这两块三块的报名费叠加在一起,也是多达好几十元人民币,这几乎等同于当年一个普通工人半个多月的工资或生活费了!所以,在我于美术考场上接连遭遇了滑铁卢、并全军尽没之后,大哥的一位川音同学曾这样嘲讽我的:“看来你家里是真的有钱,交这么多高昂的报名费,连眼睛都不眨”。其实,此时我的家里,正勒紧着裤腰带全力支持我的艺考,只要是我的考试需求和花费,不论是什么样的昂贵代价,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付出。我的母亲,每到单位上发工资的那天,就会早早地跑到医院财务室里,提前等着拿她和我父亲的工资,拿到之后就会立即跑到最近的邮局,把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份额拿出来汇给我们,还生怕在路上多耽搁了一秒钟的时间。多年之后,我在家里那个五屉柜带锁的抽屉里,还翻到了厚厚的好几叠汇款单存根,都是母亲当年汇钱给我们后保留下来的。由此可见,我的父母为了儿子们的前途是不计代价的。若不是因为他们当年无私的投资和培养,我们这三个淘气不省心的男孩子们,是不可能在各自的前程和艺途上,都一帆风顺考取了功名的。


       我在那一年的美术专业艺考应试中,报考过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无锡轻工业学院等等十余所美术类的高等艺术学院,但竟无一斩获,全数败北,彻底凉凉!然而,在我于美院考场最终战败的这个时候,距离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艺考战场的旗开得胜,已经过去了整整二个月的宝贵时间。而且,正在成都的美术学院艺考考场上奋力搏杀的我,还懵嚓嚓地并不知道,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考前政治审查,已经遭遇了没顶之灾!

       可能现在的艺考生们不太知道和理解,当年我所处的那个年代里的政审材料,对于一个专业合格的艺考生来说,有多么的重要?那个年代,许多人在升学、就业以及参军入伍等人生转折的重要关头,就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政治倾向以及过往个人言行等等方面出了些问题,导致了政审不过关,而不得不向命运之神低下了自己高贵的头颅,失去了改变人生的宝贵机遇。

       照说,虽然我父母的家庭出身算不上是上溯三代贫苦农民、根红苗正的好成分。但经过了他们几十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国为民的忠诚服务,还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和热血,早已经成功转型为了正常的家庭成分,连他们头上的那顶知识分子”臭老九”帽子,也早就被扔进了太平洋里。我的父亲还因为是在新中国建国之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是属于老资格的、久经考验的、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的老干部,在他光荣退休的那年,最终是以离休老干部的身份离职休养的。所以,在我的政审栏里是应该不存在有太大问题。而我个人的政治表现也无可挑剔——我是从小学开始,就历任班里的班长、副班长、文艺委员及音乐美术的艺术课代表,还出任过左臂别着三道红杠杠的学校大队委,很早就加入了少先队、共青团,年年都荣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号,且从未违反过校规校纪,更未违反过法规法纪,品德方面那是杠杠的。但是,我竟然还是在这次号称是史上最严格的政审中翻船落水了。请大家别误会,我的这次“史诗级”的落马之遇,与我本人、家庭及政治表现并无直接的关联,纯属于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我所就读的那所学校老师不负责任、无经验所造成的一次乌龙事件。然而,仅仅只是因为地方普通高中里的学校老师失误所造成的这次乌龙,却足以改变和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实在是令人彻心惋痛。


       我的政审乌龙事件起因和过程是这样的。当年,我在奇迹般通过了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招生考试,专业成绩合格之后,我并没有放弃我的理想(这算不算是“不忘初心”呢?),选择继续留在了省城成都,像走马灯式地参加了十余所美术类学院的招生艺考。我在文章的前面曾经说过,我这一年参加的所有美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最后是全军覆没,没有一家院校的专业考试合格,遭遇了全线溃败的滑铁卢。其实,彼时彼刻,我所参加的那些美术专业艺考失败,本来就是我所应份所得,并不出奇!因为,从未受到过系统、专业的美术训练的我,实在是技不如人。所以,这样的考试失利,既不能算是我的滑铁卢之败,也不能算是走麦城。然而,由于我对理想的执着,让我在这些希望渺茫的应该中,白白地浪费了我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两个月时间。而且,我自己还傻傻地不知道,我命运中真正的那座“麦城”,竟然就在我的故乡攀枝花!不仅如此,我还将为我命运中这次最重大的损失,用尽我一生的宝贵时光去追补!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当我从成都美术类艺考的考场上遭受了重创和打击,心身疲惫、灰头土脸地回到攀枝花时,距离上戏在西南成都所设导演系招生的专业考试结束,已经过去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就在这短短的六十天里,发生让我懊悔终生的巨大变化!据我后来所了解的情况,上海戏剧学院在成都招生考试结束后的仅仅一周之内,就立即往西南考区挂号邮寄了数份专业合格考生的政审函件,这其中就有我的那一份。因为我是当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所以我在报考上戏时所填报的通信地址,是我当年所就读和即将毕业的“十九冶第一子弟中学”。而那一份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政审函,就是寄到一中的教务处的。按理说,十九冶一中教务处的负责老师只要能准确填写我的个人资料和学校政审意见,并加盖上学校公章,然后返寄回上海戏剧学院招办,上戏招生办就会在两周之内,再寄回一份同意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文化考试通知书,我便可以在那一年里,不用参加高考的预考,直接进入到全国统一高考的直通车了。可惜的是,我们学校的教务处负责老师却不懂得这样的艺考程序,他在三月底就莫名其妙地接到了这么一封由上海戏剧学院寄来的政审公函之后,感到有些不可理喻!原因是他所经手过的历届高考生,都是百分百要参加当地高考预考的!在他理性和惯性思维的经验之中,所有的高考生都必须是要在当年七月七、八、九日的全国统一高考结束、录取分数线公布、考分合格和考生填报了志愿之后,他才会给各类学院的招生办挂号邮寄关于该学生的政审公函。他还从未在高考的前夕,尤其是连高考的预考尚未开始之前,就给任何学院的招生办发出过政审公函。其实,这也难怪!当年的高考程序是有很明确的规范,高考预考是每一个普通高考学生的必经之路和不二选择。而且,当年攀枝花市的艺考生寥若晨星,在十九冶一中的应届毕业生中还从无先例!他并不知道,他彼时手上所攥着的,是堪称史上最早和最严格的一份艺考生政审公函!就这样,当年十九冶一中教务处的这位负责老师,凭借着老规矩和旧经验,理所当然地把我的那封命运之函束之高阁,锁在了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


       当我回到了攀枝花之后,第二天一早就急急忙忙地返回学校,去找教务处老师。其实,早在我还于成都参加美术类学院招生考试的时候,我就曾与我的一位上戏导演系的考友私下里见过一面,他就是那个因倍受上戏导演系招生考试的煎熬而在考场上公然扬言,要向国家高教委投诉上戏招生办的那个考友。他告诉我说,上戏招生办已经给他所在的高中教务处发了他的政审函,还问我收到没有?而那时的我,还在距离攀枝花老家约一千公里之外的省城成都报考美院,对攀枝花的事儿是完全不知道。那个考友还非常神秘地向我透露,他托上海戏剧学院的熟人,已经提前打听到了,在上戏西南考点的考生专业合格名单当中,就有我和他的名字!他还宽我心说,我不用再去问我所在的高中教务处老师们了,他们一定会按照上戏招生办的要求,如实地填写好我的政审材料和内容之后,再反寄回上海的。他还说,这些公对公的政审函,我们这些考生是肯定接触不到的,如果我的政治表现没有问题的话,这也就只是招生办与学校之间在走一个正常的程序而已!听了他的话,我是满心欢喜,自以为这是我将手到擒来的最好结果了!

       可是,当我赶回我的高中母校,找到了那位中学教务处的负责老师,急急慌慌地向他询问起那份上戏的政审公函的时候,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教务处负责老师竟然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这是着的什么急啊?你连起码的预考还没考呢!政审材料都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办的事儿!放心吧,你的那份政审材料,还在我的抽屉里锁着呢,丟不了的”!我当时真的感到脑袋里嗡嗡的,就像经受了晴天霹雳一般,一下子就被雷电给击傻了!

       然而,这一次被雷打电击的,并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我那望子成龙的父亲!他后来发出的雷霆万钧、勃然大怒,我只能是用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词来形容了:怒发冲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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