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一段时间，我的小弟弟还三番五次地向我提起，他在小时候跟我去“打蜻蜓”的童年往事，他说那时的童年情景非常美好，是他记忆中最珍贵的内容。其实，那时候的“打蜻蜓”，不过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工作太忙，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带我们，迫不得已把我们都放了鸭子，这才造就了我们自由自在能打蜻蜓、捉蚂蚱的童年。说起这个打蜻蜓，可能是许多人并不了解的，这项课外活动在许多城市里并不普及。因为，在渡口建设的初期阶段，许多原本是杂草丛生的荒地被大型建筑机器设备辗轧而形成了土坑，又在雨后积洼成塘，在这种水洼湿地里，自然而然又孵化出小鱼小虾和蜻蜓蚱蜢等水生动物和昆虫。于是，用自制杆网去捕捉这些昆虫的活动，成为了我们小时候课外活动的最爱。现在想想，我的童年，的的确确曾经祸祸了许多的虫星人，实在是罪过！但儿时的我却并不以为然。当然，由于那时候正值中国大三线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初期，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各种重型机械横冲直撞，很是危险！这还不包括那些淤泥深陷的水塘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呢！所以，即便是像打蜻蜓、捉蚂蚱这样的课外活动，那也是险象环生的。为此，我的父母亲大人曾经操碎了心！更为险恶的是，我那个年长了我五岁的大哥哥，还经常会偷偷跑到水流湍急且暗漩遍布又冰凉刺骨的金沙江或者去单位上的大型储水灭火安全水池里去游泳！

       当我长大成人并为人父母的时候，我对我儿时的调皮捣蛋让父母操心担心的行为深感悔意，但为时已晚，显然已经无法再对曾经为我担惊受怕的父亲母亲说声对不起了！当然，除了我之外，更应该对父母说声对不起的，应该是我那两个比我更顽劣、惹祸更多的兄弟们！他们俩在儿时，常常会惹得父亲心力交瘁而引起心脏缺血不适。而往往就在这种时刻，比我和弟弟年长好多的大哥，会拉着我和弟弟都拜跪在捂着胸口的父亲面前，并以特别诚恳的口吻安抚着父亲，甚至是痛哭流涕，连声忏悔，表示将痛改前非！可是，那些惹得父亲心脏病发作的祸事儿，大多与我无关、与三弟或许有些关联，绝大多数都是我们那个淘气大哥自己犯下的，我和三弟总是被迫充当了池鱼。不仅如此，在事隔多年之后，每每当我给大哥翻出了那些陈糠烂谷子往事的时候，我那健忘的大哥，总是一脸懵圈地反问我，说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有此等旧帐？搞得我是哭笑不得。

       其实，在我记事以后，印象中父亲的身体就不是很好，他在年轻时就很胖，熟悉他的人都称直呼他为许大胖子。现在想想，他在壮年时显现出的“心宽体胖”其实是极不健康的，极有可能是因为他在青年时代暴饮暴食恶习和那三年自然灾害落下的饥饿基因惹的祸。也许，在那些曾经经历过上世纪六零年代初那三年饿得惨绝人寰时期的老辈子人的血液里，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饥饿基因成分，那是时代的烙印，并在基因传递中让后代的我们都被动地传承了那些人为造就的病基，成为二三代后人们为之苦苦抗斗的重恙，这也是后话。

       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已界不惑之年。所以，在我初懂人事的年纪时，父亲已经是奔五之人了。父亲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是在医生与歌唱家之间不停地转换着角色中。在我看来，作为医生的父亲与作为歌唱家的父亲，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人设（那个年代，还没有所谓“人设”这个词汇）。那么，我就先说说当医生的我父亲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吧！

       前面说过，我的父母亲最初到渡口时，是在十九冶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的医务室里担任医生之职的。而那个建筑分公司里的所谓医生，更确切的定义应该是医务室的卫生员。如此说来，出身于林帅四野王牌野战部队高级军医的我父亲和以高材生身份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的我母亲，同在这座小医庙里工作，无疑是太屈才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抱怨，而是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才能，真正用在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上了！由于他们兢兢业业地为单位职工们服务，并以医者仁心与仁术认真地对待每一位工友与病者而得到了极好的人缘与口碑，也得到了许多人由衷的尊敬与尊重！因此，在当时副食品及肉蛋奶等生活用品极度匮乏的年代里，许多跑成都或昆明的货车司机，都会顺便或专门为我家里捎带回诸如上海梅林牌午餐肉、上海麦乳精、鹰唛炼奶等紧俏商品，最多的时候，我们家里是用了一只汽油桶来盛装这些食品的。因此，我们几个食欲旺盛的许家男孩子在国家困难时期，都没有呈现出营养不良的状况，甚至是在富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美好生活中，又添加了些色彩明显的小资情调！所以，我和我的兄弟们的童年生活，是浸在蜜糖中渡过的！而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的支撑点，就是父亲从上世纪五零年代初就已经定级的高薪八十八大洋！否则的话，三个大儿子怕是吃也把家里给吃穷了呢！

       我的父母亲当初屈尊于建筑分公司小医务室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仅仅只是在几年之后，他们就被十九冶集团公司抽调走了。母亲当时是随十九冶的建设大军再度回到了她日思夜想的湖北武汉，去武钢援建“一米七冷轧工程”项目，父亲则继续留在渡口十九冶工作，但已经不用再担任建筑分公司的小医务员了，而是干回了他检验医师的老本行，被派往新组建的十九冶防疫站里担任专职化验师了。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略有提及过，我的父亲曾经被解放军部队派往哈尔滨医科大学专修细菌学，他甚至接触过许多侵华日军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遗留下来的标本及资料搞专项细菌研究。在十九冶单位亟需高级检疫医师的时候，父亲的才学得以被重视，终于可以让他学有所用，而不必憋屈地待在工地卫生所里，给工人们看一点头疼脑热和小外伤什么的学非所用了！

       然而，我父母亲当时的工作和生活转换变迁，除了让他们得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之外，还不得不开启了一场福祸两依的两地分居模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