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带着我们几个调皮的“小马猴”在那幢简易的红砖板楼卫生防疫站里，大约生活了两年时间。这期间，他除了日常的防疫医师本职工作之外，还常常会参加一些慰问性的文艺演出活动。这时候，相对于他的检验医师的职业来说，唱歌已经沦落为可有可无的纯粹业余爱好了。不过，由于当地观众们对他美妙歌喉的热捧和期盼，使得他始终还是在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中，活跃于舞台之上。
在那个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现在已经称之为“十年挫折”）的年代，全国人民因为曾经被长期被禁锢而释放出来的刚性精神需求和文艺能量，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十分狂热。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的歌唱才华得以受到了时代的庇护和扶佐，他的歌唱艺术第二春，真正地到来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总是不在那座红楼防疫站里工作，而是被抽调到市文工团和单位宣传队里去演出。这段时间里，还有很多国家级的文艺院团组队来到祖国大三线的钢城渡口慰问演出。在那些与父亲同时代的歌唱家来到渡口之后，许多他之前的旧识故交也在打听着他的消息和近况。于是，他借这样的机会，再一次与昔日曾同台献艺的老艺术家们欢聚一堂。不过，他的歌唱家身份早已淡弱，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业余歌唱爱好者而已。父亲常常会在这样的时候带着我这个小“拖油瓶”去会见老朋友，因此让我见到过许多的中国著名歌唱家大腕。印象中，父亲与中国老一辈歌唱家们都很熟悉，他带着我见过诸如李光曦、罗天婵、李谷一、刘秉义等等，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大牌艺术家们，他们都对我父亲这位昔日的歌唱家同行的改行医生而大为惋惜！
但这些还不是重点。他曾在家里接待过一位四川音乐学院的著名声乐教授，他的名字叫做侯慎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索一下）。正是这位侯教授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父亲两个儿子的人生命运！当然，这是后话。据说，川音的这位侯教授听完我父亲的歌声后，是大加赞赏，他甚至说他在川音几十年的招生和教学工作中，从未听到过如此美妙的歌喉！尤其是我父亲漂亮的的高音嗨C，既有俄式的面罩发声法，还有意大利“贝尔康托”式的气息支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大号戏剧性男高音。然而，此时的我父亲，已经是一位到了知天命之年的成熟医生，歌唱只是他的纯业余爱好。这样的情况，曾让侯教授大呼可惜！于是，他后来说什么也要把我父亲的几个儿子都招进川音去学习！他是一位非常爱才的声乐教授，他认为我父亲优秀的歌唱基因，一定也会传承给他的儿子们身上。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仍然带着小儿子奋战在武汉的武钢“一米七”工程上，他们夫妻两地分居已经有好几年时间了。不过，经过他们的多方奔走和上下疏通，武汉方面终于传来了好消息，估计在不久之后，会以照顾单位双职工夫妻异地生活不便为名，正式调父亲去武汉工作，他们夫妻团聚的好日子，好像越来越近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好消息即将来临，好日子马上就要开始的关键时刻，父亲出大事儿了！
父亲出事的那天晚上，我至今还有印象。记忆中，我很少有不跟着父亲去参加演出活动的时候，但那一天是一个例外！我现在早已无法想起来，父亲出事那天为什么没有带着我？然而，就是这么无巧不成书，那一天的父亲，是独自一人随宣传队坐大巴下厂矿企业慰问演出的，把我和哥哥托付给一位他的防疫站同事阿姨代管。记得那天我和大哥好像也睡得很早，大约是晚上十一点半左右，那位阿姨匆匆忙忙地把我们唤醒，说我们的父亲在演出回来途中，因为大巴车碾压了一块大石头产生剧烈颠簸而导致他腰椎及脚部骨折，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治疗。那个时候，我和哥哥还只是个半大的毛孩子，并不太懂事，也不知道父亲的骨折是件多大的事儿！反正，从那天晚上我们被送到医院看望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之后，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是由那位阿姨带着我们吃饭和做功课的。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哥哥学会了自己做饭和炒菜。记得我第一次切的土豆丝并不是土豆丝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薯条，或者应该叫做土豆棒，但自己掌勺炒出来的菜却很香甜入口。而这样的本事百分百是被环境所逼迫出来的，就好像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一样！
父亲在住院期间，单位上通知了我母亲，让她从武汉赶了回来，她还带回了我的调皮三弟！然而，随着后来父亲伤势的渐渐好转，父亲坚决劝母亲再次返回了武汉工作。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父亲不忍心让母亲又重新回到渡口这个大山沟里工作，而希望她能离湖南的娘家亲人们更近一些。如果此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受伤卧床的我父亲而从武汉调回来工作的话，那他们重返青年时代曾经工作生活和相知相爱、结婚生子的九省通衢繁华都市大武汉的梦想就将彻底破灭了！
不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当年是怎样痛下决心，如何克服诸多困难，才最后做出如此艰难的决定：由尚在康复治疗中的父亲，独自拉扯着三个调皮捣蛋、鸡烦狗嫌的半大男孩子，继续留在条件艰苦的大山沟沟里，过着“一个老马猴带着三个小马猴”更加艰难的日子。
常言道：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父亲在那次演出途中出工伤之后，身体健康出了大问题。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童年时代的生活富裕、少年时代的奔波流徙、青年时代的逞强好胜、中年时代的劳碌操心，以及年近半百时的苦闷积郁，无可避免地让他患上了许多基础病。据我所知，他除了有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和高血压之外，还有因工伤形成的脊椎骨折和腿部半月板撕裂。然而，这些疾病还不是最致命的！父亲在这么多体内疾病的簇拥追逼之下，病情又进一步发展，直到一次差点儿危及他生命的总爆发！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在他生病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显得特别劳累和憔悴！可能是因为他独自带着我们三个儿子的繁重生活负压，让他实在是应对不暇，从而使身体机能发生了严重的病变。
据父亲后来告诉我说，他那天正在科室工作的时候，突然觉得心闷异常。作为有多年行医经验的他，敏锐地察觉到是自己心脏出了大问题。他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就去了医院里的内科诊室。幸好，他在本院内科遇见到了一位曾经同为“臭老九”受过批判的“反动权威”、原香港籍的医院内科副主任老友，他们俩在特殊年代里曾经共同患过难，现在又同在一个单位里的近水楼台为共事同僚。于是，那位内科副主任医师老友，格外仔细地为我父亲做了检查，及时诊断为是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并立即将我父亲送入了抢救室手术，从逼近死亡的三八线上，生生地把他拖扯了回来！
当年救了我父亲一命的那位内科副主任医师姓董，他的两个女儿都曾经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家还住在同一幢医院职工家属楼里。父亲恢复健康后，曾严格要求我们若是见到了那位董大夫或他的家人，必须要深深地鞠躬致敬，而且是那种九十度的日本式弯腰鞠躬礼节！搞得我每一次见到董家的人而被迫鞠躬之后，都感到特别的难为情！尤其是见到我的好朋友董医生女儿的时候，真的是免为其难地给她鞠躬！而这还不仅仅只是我的难为情，连董医生的女儿都感到特别的不好意思！然而，这是父亲对我们的硬性要求，要无条件地执行！害得我们家的几个兄弟，背地里直呼他是法西斯！
在我们长大以后才明白，父亲那是在教育我们学会感恩！董医生对父亲有救命之恩，我们家的人就必须要永远感激他！
父亲还曾教育我们：宁可身受苦，不可脸受热！对我们几个孩子们来说，父亲的教育是一本奠定了我们一生处世哲学的教科书，是他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和教育，还有做人的规规矩矩以及行为准则。
父亲还对我们说过：这些都是家教，而且是传承于书香门弟的传统家风！绝不能让别人说我们家的孩子没礼貌，没家教！我们当时听得是似懂非懂，还有那一脸的蒙圈！
直到多年以后的现在，我才深深地知道，父亲当年对我们几个孩子们的严格家教，是多么多么的难得和重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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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冷清清地风风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