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母结婚和生子之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们俩过得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好日子。这段时间里，偌大的中国并没有什么运动的风浪，年轻的共和国在扛抗过了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之后，一切又平复如常，大家都有饭吃，人人都有工作，也没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我们的共和国正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所以，这一段短暂而美好的幸福时光，并不仅仅只是属于我的父母，也是属于全中国人民共同的美好日子！我的父母也包括我的大哥，只是有幸地成为了其中之一的幸福一分子而已！

       那一段美好时光的光华年轮，不但印刻在共和国的美好回忆中，也刻在了时代文艺作品的扉页上了。大约是在上世纪1964年底至1965年的前后时间，北京的国家级专业文艺院团，在周恩来总理的倡导之下，通力合排了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北京的这一台史诗级音乐舞蹈经典巨作，后来被拍成了一部同名的纪录片电影，估计上了一定岁数的老人家还有印象。我是在那场十年的政文运动结束之后，才在电影院里看过重新播放的这部共和国音乐舞蹈史上的经典力作，感觉到无比的震撼！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超大型的音乐舞蹈史诗并不是只有北京的那一台，在湖北武汉，居然还有着同样版本的另外一台《东方红》。现在想想，在当年没有网络、没有直播的年代里，为了更广泛地传播拥有着正能量的新中国优秀文艺作品，在首都之外的某个地方另起炉灶、不惜血本地照搬翻拍这部规模宏大的舞台文艺作品，也算是正常之选！不过，让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当时全国只是在武汉翻版了这台不朽之作《东方红》，而不是在什么上海、天津等等的祖国其他地方呢？也许，这侧面反映出当年湖北武汉的文艺骨干力量有多么的强大吧！然而，区区的一个省会城市，居然能有能力就自行翻演了如此巨大的文艺工程，仍然还是令我惊讶不已！

       我曾讲过，我父亲在上世纪五零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武汉音乐圈里的名人了！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在武钢建设公司职工医院里工作的普通医师，但他在当地的歌声和名气，已经是闻名遐迩了。所以，我的父亲就顺理成章地担纲起武汉《东方红》的排演重任了。可惜的是，纪录片电影版的《东方红》是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演出版，武汉的那台地方版《东方红》并没有如此的重视与礼遇，我也未能在银幕上看见他伟岸光辉的形象和聆听到他美妙动听的歌喉！所以，我一直不清楚我的父亲在那台无以伦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究竟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不过，在我长大之后，我从曾经在父亲的要求之下，专门为他钢琴伴奏过如《松花江上》、《北伐军歌》以及《长征组歌》等经典革命老歌曲中，大概能够想象得出来，当年我父亲曾经在《东方红》演唱过的歌曲，应该就是这几首曲子了。做为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的我，深知父亲所演唱的这几首歌曲，都是男高音歌曲中的高难度曲目，尤其是那首张寒晖先生所作的《松花江上》难度非常高，一般的男高音歌手是难以驾驭的。也许是因为父亲当年曾经在东北的伪满州国里当过亡国奴，加之又曾流亡在沈阳的街头的原因吧？他对这首曲子有着切身的感受和独到的艺术处理，因而他每每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眼里总是饱噙着泪光，很是动情，可谓是声情并茂，让听者感动不已！我的母亲常常会在这时候，不停地暗自示意我不要再继续给父亲伴奏这首歌曲，并敦促父亲换一首别的什么歌曲唱唱。我知道，那是因为我的母亲担心我那本来就心脏不好的父亲，因为这首让他情动泪奔的革命“思乡曲”引发了情绪上剧烈的波动！然而，让我后悔不已的是，我当时竟然没有在父亲还健在人世的时候，亲口询问一下他本人，这几首曲子是否就是他当年在参演《东方红》的时候所演唱过的曲目，甚至没有抢救性地录下他的影音资料，以至于不得不在今天写此回忆录的时候，徒然留下了记忆的天窗和无尽的遗憾！

       算下来，我父亲于上世纪1965年出演《东方红》的时候，我的大哥已经是一个三岁的孩子了！他因为长幼之序的原因，成为我们家里最先传承了父亲音乐细胞的继续人，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我曾经听母亲亲口告诉我说，有一次，她带着年仅三岁的我大哥去看我父亲演出的时候，他竟然自己在观众席中突然站立起来，为正在舞台上唱歌的爸爸打拍子指挥，而且他的节奏感很强，居然能够做到惊人的准确无误，惹得台下的观众们都为他的精彩表演鼓起掌来了。

       然而，花好月圆的美好时光总是匆匆荏苒，就如同花开花落和月亮的阴晴圆缺一样，总是变化无常，也让人猝不及防。我父亲在上世纪六零年代音乐生涯最后的辉煌和艺术强音，后来不得不随着突如其来的那场运动风潮中，戛然而止、昙花一现了！这也许是他与我的母亲都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也是他们命运多舛的必然安排，是命中注定的劫数难逃。

       应该是在上世纪1966年某个时节里，那些刚刚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重新过上了好日子的中国人民，突然在广播和报纸的铺天盖地时政消息中，嗅到了一股浓烈呛鼻的大潮气息和火药味道。众所周知，在这一年正式开始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后来竟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文运动，正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着，一切封资修都被无情地打倒，许多人莫名其妙地被扣上了地富反坏右黑五类、臭老九、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等等的沉重大帽子。这其中，就有像我父母亲这种家里出身不好，以及似我父亲年轻时有过历史问题的反动阶层。

       更不好彩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毕业于中国名校“武汉同济医学院”医学系内外妇儿专业高材生的我母亲，以及受到过党和军队多年重点培养的我父亲，都在各自的医院岗位上成为了学术上的权威，很自然地就被造反派们划入了“反动学术威权”的行列之中了。

      我是不太敢想象，在那个风口浪尖上的我父母，当时是一个怎样的心态和境遇？若是换成了我的话，恐怕我会一夜就愁白了头！不过，事事都有转机和变化，即便是在那疾风险浪的危机时刻，依然还是存在变数的。估计就是在我父母双亲对时局茫然无措、忧心忡忡和一愁莫展的关键时刻，一次彻彻底底改变了我全家人命运的国家号召，像是一道划破天际的光芒，陡然照亮了他们已经陷入了的黎明前的那个茫茫黑夜！然而，这一道本来算不上是“光明”的光亮，被迫让我的父母亲放弃了在华中南省会大城市里所过着的优哉悠哉平静生活，不惜再度远徙他乡去谋生和避祸了！

       据我所知，那一次的国家号召，是毛主席号令全国钢铁冶金行业的技术骨干，组成一支庞大的建设大军，深入到四川腹地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沟沟里，去建设一个不为人知的战备钢铁工业基地，史称“三线建设”。而且，那个山沟沟不但人迹罕至，甚至连个正式的地名都没有，连地图上都无法找到它的具体位置！只是因为早期的勘探队在测量地质座标时，为了给地图取个名字，就在那座山沟沟的大河旁边，标注了一个很随意、很普通的名字“渡口”，就把那里定名于斯，从此被冠名为“渡口市”了！在许多年间，那座后来被建设成新中国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的城市，一直沿用着这个“渡口”的城市名，直到后来这个一度属于国家高度机密的“渡口市”完全被时代所解禁解密之后，才重新又重新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城市名叫做“攀枝花”，这是现在全国人民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名，也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花卉名称为市名的城市，想必大家对这座城市都曾有耳闻吧？

       小时候曾听父亲告诉过我，当初他和我母亲在武汉时，并不想迁徙到那么遥远荒凉的四川大山沟里去工作和生活。可无奈的是，在那场风起云涌的国家政文运动大潮里，他们已经无法安身保命了，甚至已经无法“安放一张安静的床”，只有迅速远离那个人人自危的急流漩涡，重新开启另一次的人生之旅了。

       其实我知道，最终让我的父母下定决心、响应“号召”的真正原因，是几个武钢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巧得很，那几个特殊时代里的潮流人物，还曾经是我父母医院里的病人，他们是经我父母的精心医治和照顾，才得以康复的。所以，他们在张贴大字报，公然叫嚣、甚至是指名道姓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我父母的同时，还悄悄地跑到我家来给我父母出主意，让他们尽快报名去四川建设大三线渡口呢！不过，时至今时今日，我已经无法找到他们，甚至连他们当时是叫做什么“文攻武卫”的弄潮大名都不知道了，因此也无法去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了！
古语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何况，彼时的火炉武汉和武钢，正在炽热地燃烈着那场运动中的冲天大火，我的父母若不尽快远离这个危险火区，只能落得是引火烧身的悲惨命运！但是，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那个他乡异土，等待我父母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尤其是我的母亲，自幼生长在富饶美丽的湘水长江之滨，她不仅极恋乡土乡情，又难舍于她的父母和姐妹兄弟！她对于去到渡口去工作的无奈选择，无疑是非常痛苦的！

       然而，两害相择权其轻！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父母，当年从富庶的华中南的省会城市大武汉，被迫地走进了大西南攀西大裂谷山沟沟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吧？

       因此，我父亲后半生中会运彻底被改变的时间节点，应该是在上世纪一九六六年底。这个时候，他的大儿子只有四岁，而我还未出生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