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先生在《中国反贪史》中分析道，门阀制度是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根源。西晋时门阀士族优越的仕进特权，使其子弟无需学识的成就、治绩的考核、军功的积累，仅凭门第便可轻松入仕。政治上的特权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特权，在门阀制度之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恶性发展，使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为西晋上流社会的奢靡之风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思想文化角度看，西晋时流行的纵欲论和乐生论为门阀士族奢靡之风的盛行提供了理论依据。元康时期的放达派从极端的禁欲主义走向极端的纵欲主义，完全把纵欲当做满足生理需要的乐趣所在，将人的兽性一面发展到极致。

       当时流行的《列子》一书中的乐生论思想，便是放达之士追求荒淫享乐生活的表白，“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敦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如此言论，充斥于《列子》之中。这种纵欲、乐生的消极的人生思想，助长了元康之后官僚士族追求奢靡生活的放达之风的盛行。

       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分析道，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取得尊荣。只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他们除了知道谋求自己享受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责任。柏杨以宰相何曾举例，何曾对晋王朝的奢靡之风有所警觉，但他仍是可怕的奢侈。因为他如果不腐败，他就挤不进统治阶级的窄门。

       西晋门阀制度之下奢靡之风的盛行，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尚，成为普遍贪贿之风赖以存在的社会温床，其结果必然导致西晋政权的灭亡。而这正应验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唐无稽的消费过度和疯狂消费。”

       至于石崇的下场，倒还是值得一提的。《晋书》和唐代陆龟蒙《小名录》等史书均有记载。永康元年（300），侍中（宰相）贾谧被赵王司马伦所杀，石崇因为是贾谧党羽被罢官。石崇有个爱妾，名叫绿珠，美丽妖艳，善于吹笛，很受石崇的宠爱。赵王伦的亲信孙秀早就听说了绿珠的美貌，便想利用权势得到绿珠。石崇当时正在黄河北岸的别墅金谷园中纳凉，听孙秀的使者说明来意后，勃然大怒，断然拒绝说：“绿珠是我的爱妾，坚决不能给。”使者几次索讨，石崇死活不给。孙秀恼羞成怒，以石崇谋反为名，派兵去捉拿石崇。石崇正在楼上宴饮，得知武士们到来，对绿珠说：“我如今因为你而获罪了。”绿珠是个颇有骨气的女子，当即哭泣着跳楼而死。

       石崇被捕后，原以为最多不过流放到边疆，等到发现要被处死时，才叹息道：“小人们看中了我的家财。”武士们讥讽道：“你既然知道财富给你带来祸害，为什么不趁早把财富散掉呢？”一句话说的石崇无言以对。与石崇一同被害的还有他的母亲、哥哥、妻子、儿女等十五人，家产也被全部抄没，计有水碓三十多处，奴婢八百多人，至于珍宝、田宅更是难以计数。

       石崇也算是个颇有才干之人，但极为贪财，奢侈斗富，不可一世，终因财富死于非命。《晋书》评点石崇结局曰：“至于金谷含悲，吹楼将坠，所谓高蝉处乎轻阴，不知螳螂良袭其后也。”也正应了一句俗语：“嫩草怕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