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三大实践问题的讨论

内容提要:本文阐述了马克思有关以追求社会和谐为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异化成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了阻碍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三大社会实践问题的解决方式。

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待解决的三大社会实践问题的讨论

刘惠恕

自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方针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多次重要的讲话中,都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又进一步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本文仅本中央决议和胡锦涛的讲话精神,探讨中共中央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一、我党以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说法,原自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误导

笔者认为:追求社会和谐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一持论的依据是: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对长期以来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正本归源。话这样说,是由于我党以往强调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的说法,是原自于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导。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年列宁的一些说法,就能明确中国“文革”时期一些流行说法的出处。

列宁在1918年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阶级就必然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3]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4]

列宁有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始终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暴力镇压的阶级斗争理论,无疑本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说法:“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5]“共产党人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6]“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

应该指出: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强调以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政治复辟活动是有着充分必要的,因为舍此,无产阶级不足以维护新生的政权。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列宁有关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主义“一整个历史时代”的说法,却是对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误导,也即列宁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论来代替马克思有关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民主、以达到全人类社会和谐的目的论。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著中说得很清楚:“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都“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济,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9]

从马克恩和恩格斯的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张是:相对于共产党人最终所要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而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只是手段,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实行一切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全人类社会的和谐。所谓 “无产阶级专政”,也即没有阶级的专政。因此,马克恩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也即意味着“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10]如果一个国家号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社会,却在“无产阶级专政”旗号下无止境地开展“阶级斗争”,并声称要开展几百年之久(“一整个历史时代”),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那么,其所建立起的社会制度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阶级的社会。因此,马克思在致友人魏德迈的信中强调:“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11]从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属于他的发明,因为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属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马克思的实质性贡献仅在于强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至于马克思极力主张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恩格斯1891年在为马克思名著《法兰西内战》所作《导言》中曾做了具体说明。恩格斯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权力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权力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三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极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私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完全抛掉为止。……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12]

这段话是恩格斯在他晚年对于他和马克思心目中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最为透彻的阐述。从恩格斯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恩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实行真正民主的普选制度和平等的工资,国家只能是“社会的公仆”,并以这一手段最终实现消灭阶级的全人类社会的和谐(马恩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非民主的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强调更高层次的社会民主)。这便是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目的论。至于马恩在谈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时所多次强调的阶级斗争问题,只能看作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不能替代目的本身。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在他的名著《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3]而恩格斯在他早年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序言中也指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也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由于掌握了统治工具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并不需要这一解放,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必须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很大程度的不同。马恩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本质上是民主的、和谐的,是人个性开始自由发展的无阶级的专政(当然这一时期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存在着事实上的社会不平等,但它已开始趋于消亡[14])。而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质却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镇压资产阶反抗的“阶级斗争”,而且它存在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整个历史时代”,亦即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二者理论的最大区别之处在于:根据马恩的理论,阶级的概念首先是一个经济的定义,“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15]鉴于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存在这样的“条件”,阶级的消亡是必然的。而根据列宁的理论,阶级的概念首先是一个政治思想的定义,在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尽管剥削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亡,但只要有人从思想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异议,就有可能被指认为敌对的阶级,依据“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永恒存在的理论,对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生了“大清洗”的政治悲剧。因为斯大林开展这一场党内政治运动的理论依据就是:“布哈林认为,为了达到消灭阶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应当熄灭,应当取消。列宁教导说,只有通过顽强的阶级斗争才能消灭阶级,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阶级斗争要比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更加残酷。”[16]

    探讨列宁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学说的差异问题,所涉及到的派生问题是:何以列宁本于马恩理论所阐述的有关学说却与马恩的原始学说产生了质的差异?对此,我们只能从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一问题,也即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未久不强调以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的政治复辟活动,则不足以维护无产阶级新生的政权。因此,列宁在当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是有着充分策略上的必要的。但是,列宁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已经巩固了国家政权之后,不能及调整说法,恢复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本面貌,就有可能压制新生苏联(无产阶级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首先是党内民主建设),进而造成全社会的不和谐。因为,苏联历史的发展已证明:斯大林正是以列宁的这一理论为依据,开展对党内具有不同政治意见的派别的斗争,才导致国际共运史上“大清洗”的政治悲剧。而到1936年,当斯大林战胜了党内所有对手后,就开始宣布苏联社会消灭了阶级斗争。

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本义上,对建国以来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拨乱反正、正本归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本质是民主,是主张通过消灭阶级,实现人个性的自由发展,进而达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这一点也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精髓,决非是强调无止境地开展阶级斗争,对敌对阶级实施残酷“专政”,直至共产主义的来临。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7] 这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本义上,对建国以来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拨乱反正、正本归源。

话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党所宣传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实质上是秉承了列宁的有关说法,而并非是马克思的原始学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文革”中的一些流行话语,不难明确这点:

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贯穿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两个阶级的斗争,贯穿着社会主义同资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18]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私毫谈不到什么平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20]

鉴于这种以强调“阶级斗争”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动力(不把搞社会主义建设、消灭阶级对立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来追求)、甚至把它极端化为要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理论,[21]被错误地运用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先后导致了“反右”、“反右倾”、“文革”的失误(甚至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也在打倒之例,而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安定,并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中共中央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才果敢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提出了“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2]的战略构思。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追求社会和谐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而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本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原始涵义,对长期误导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正本归源。在这里,也就涉及到了如何在当代中国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

三、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实践意义

    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说具有着稳定中共党人执政基础的极为重要的现实政冶意义。如果借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来说,则是:“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我们党实现执政的历史任务的重要条件。”[23]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如果结合当代中国国情来讨论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社会政治资源共享、社会文化资源共享和社会生活资源共享这三大社会实践问题地成功解决。

所谓“社会政治资源共享”,也就是如何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度,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政体对中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建立起使全中国人民认同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一谈起这一问题,常有人从完善直选制的角度来加以论证。但若从中国国情出发来看这一问题,“直选”却并非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迄今中国的选举方式无法摆脱政府权力(干部级别)与贿选(金钱)两大因素的干扰。此外,从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欧美国家选举制度来看,也仍无法克服金钱因素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而这两大因素不克服,选举便会成为有权人的权利或有钱人的权利,而不利于在中国建立起全社会认同的政治价值观。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较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因为科举考试不问出身与民族,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政府官吏来源的上下对流、横向交流问题。根据有的学者统计,自宋代以降,通过科举为官的士人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出身于非官员家庭[24]此外,历史上多有朝鲜、越南、日本、阿拉人通过科举成功,在中国为官的事例。因此,如何提取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当可作为现今中国政体改革、培育民族共同政治价值观念的借鉴成份。

所谓“社会文化资源共享”,首先是指现今中国教育体制改革,要坚决克服“教育市场化”邪说的影响,使城市平民(弱势群体)及农民子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如果中国有一部分人口因为贫困而无法受到教育,自然无法建立起民族认同的统一政治价值观念或道德观。这如同胡锦涛所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25]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防止教育成为社会上少数人牟利的手段,此外,还应该在国家统一教材中注入培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成份,并坚决摒弃西方腐朽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腐蚀。其次是指我国的宣传媒介(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应该积极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取向,提倡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不应该出自牟利动机(受经济利益支配),误导青年。2007年3月发生了兰州“追星族”杨丽娟为能够到香港见到心仪歌星刘德华,而变卖房产、导致68岁老父投海自杀的悲惨事件。[26]报界舆论现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归之于扬家的“疯狂”。但平心而论,导致当代许多青少年“追星”心态产生的真正责任承担者,应该是我国的宣传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因为近年来崇拜情爱与自我的港台歌曲何以能横扫大陆,都离不开宣传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所组织的一场场“港台明星”歌会或“超女”、“好男儿”晚会。这一“造星”运动的后果是导致以歌颂社会价值为取向的中国古典乐曲及民歌在舞台上销声匿迹或举步唯艰,并由此导致当代有的青年人心中无英雄形象,长期沉醉于个人情爱之中,而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中国老一辈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能是诸葛亮、岳飞,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可能是雷锋、焦裕禄,而现在少数青年人心目中所充斥的形象则可能是心仪明星刘德华、蔡依林等)。而这一现象又与当今中国社会治安秩序的恶化、刑事犯罪案件的多发,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从理论上来分析目前娱乐界“造星”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则是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所注重的“乐以卫道”、使“上下和其声”的原则,[27]导致了“郑声淫”。[28]看来今后要真正杜绝杨家悲剧事件的重演,重要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娱乐媒介杜绝利用社会舆论手段从事 “造星”运动的活动,以突出娱乐媒体的社会功能(可组织不以牟利为目的的中国古典乐曲或经典民歌的演唱会)。当然讲这些话,决非是说今后不可以在内地举办“港台明星”歌会、流行歌曲歌会或外国歌曲歌会,而只是说这些活动只能在剧场中举办,以体现出其票房价值,并依法纳税,媒体不应为之造势以从中牟利。

所谓“社会生活资源共享”,系指社会卫生设施应为社会共享,民众应该享有基本住房条件,社会分配(工资收入)差距不应过于悬殊。目前中国所存在的有关问题是:社会公共卫生资源基本上只被占国家人口总比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人口占有(以公务人员为主),[29]许多城市平民(弱势群体)和农民无钱看病。而房价飞涨,导致社会上大多数人买不起房。此外,社会分配收入悬殊。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就会导致社会上少数富人对穷人的歧视及许多穷人的“仇富”心态。2007年3月底江阴市发生某老板醉后驾车,碰到路边垃圾车车身擦痕却强迫扫了26年大街的老劳模吴萍娣下跪的事件。[30]这一类事件的发生,不只是说明了当代中国社会统一道德情感的裂变,同时也是国家发生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潜在因素,事件的最终矛头往往又是指向政府。事实上近年来重庆市、安徽池州市数万人群体事件发生的起端,大多与江阴吴萍娣被迫下跪事件起因相似。这些事实说明:如不能解决“社会生活资源共享”的问题,就会给国家在政治上的不稳定造成潜在因素。而要使这一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看来需要由中央政府出面,改变医药卫生企业与房产资源为少数人控制的现状。此外,政府应更多地介入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调节税收,制止两级分化趋势的加重,以体现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应为“社会公仆”的原始涵义。

2008年6月3日   

 



[1]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

[2]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1011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

[3]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版,第640页。

[4]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1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2版,第642页。

[5]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35页。

[6]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37页。

[7]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58页。

[8] 《共产党宣言》,人一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46页。

[9]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5556页。

[10] 《共产党宣言》,人一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46页。

[11]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3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3页。

[12]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3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26─427页。

[1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22─23页。

[1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13页。

[15]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49月第6版,第35页。

[16]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94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31页。

[17]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

[18]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载《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

[19] 《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载《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

[20] 见《中共中央1966516日通知》,《人民日报》1967517日。

[21] 这一说法,源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一句名言:“阶级斗争问题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这句话后来被演化成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2] 见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载新华网2005年6月27日。

[23] 见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载新华网2005年6月27日。

[24] 见《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变动》,6http://www.phil.pku.edu.cn/personal/hehh/xszz/xjsh/xjsh14.htm

[25]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219)

[26] 见《新民晚报》2007329日报道:《如果你是刘德华,你能怎样》。

[27] 参《礼记?乐记》。

[28] 《论语?卫灵公》。

[29] 据统计,1997年至2001年,全国农民卫生总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6%左右,有些年份还低于这个水平见《中国统计年鑑》(2002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784页。

[30] 见《新民晚报》200743日报道:《如此许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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