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护国寺的回忆

（京华春行之五）

刘惠恕

1999年3月27日，星期六，晴。

今天是在北京参加“国家体制改革”学术研讨会的最后一天，基本安排是上午参加会议，下午返故里护国寺太平胡同三号忆旧，晚间则要登上返沪的列车。

晨5时30分起床，晨练，6时45分返住处。北京早晚温差甚大，夜间最低温度可达零下1─3度，但白天日出后，可迅速升温至十几度，很不适应。上午8时30分，至住处附近邮局给中国社科院周颍昕、刘晖春两位老师寄上自编《中华当代诗词风赋二百家》二本，返燕京饭店参加学术会议，会议内容为中央党校罗德毅教授谈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中午12时学术会议结束。

午餐后，坐4路公交车至西单换2路公交车，下午2时30分寻访故宅过护国寺，见原地仅存“护国寺金刚殿”一座，且被封闭，不得入内。寺前尚有一片不大的空地，四周已被低矮的楼房包围。观此景象，甚感悽凉。

（20世纪的护国寺）

（20世纪的护国寺）

护国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距离闹市新街口的位置很近，属旧时北京著名的八大寺庙之一。[1]而据有关文献记载：护国寺始建于元代，原为元丞相托克托（又作脱脱）官邸，初名崇国寺，俗称“北寺”，至明宣德四年(1429年)，始更名为“大隆善寺”，明成化八年(1472年)，皇帝又赐名“大隆善护国寺”。此见于明代古籍《帝京景物略》所记：“大隆善护国寺，都人呼崇国寺者，寺初名也。……寺始至元，皇庆修之，延佑修之，至正又修之。元故有南北二崇国寺，此其北也。我宣德已酉，赐名隆善。成化壬辰，加护国名。[2]

而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重修寺庙时，护国寺达其全盛时期。据清末戴钧《天咫偶闻》一书所记：前后共五进，碑刻甚多，有赵孟頫书《皇庆元年崇教大师演公碑》、危素撰并书《至正二十四年隆安选公传戒碑》等。寺内除供佛象外，尚有元丞相脱脱夫妇塑像、明成祖朱棣功臣姚广孝影堂等，另有葡萄园数亩，可见规模之大。而当時护国寺最令人称道的是每月逢七、八两日举行的庙会，与北京隆福寺同时举行的庙会齐名，始有“西寺”之名（位置在隆福寺之西），而当时的隆福寺则对称为“东寺”。因此戴钧谓：“隆善护国寺，俗称护国寺，即元之崇国寺。赵松雪书演公碑，危太仆书选公传戒碑皆在殿东阶下。月七、八有庙市，与隆福寺埒，而宏敞过之。”[3]《燕京岁时记》则称颂当时护国寺庙会的盛况是：“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鱼虫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1]另有《京都竹枝词》赞护国寺庙会盛况为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间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4]

（历史上的护国寺）

当時的护国寺庙会，不仅货摊多，货物齐全，可以自由买卖。而且可以吃小吃，听相声，听评书，看杂耍，看皮影，看小人书等等，可以说是吃、穿、玩、用，样样俱全。時至民国年间，护国寺的建筑已残破，但护国寺的庙会盛况却一直保下来了，且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而为童年时代的我所亲见。

（历史照片：民国年间的护国寺庙会）

（历史照片：民国年间的护国寺）

我当时所看到的护国寺，小吃摊众多，可惜我是孩子，无钱买。只记得吃过“阿无豆”（五香蚕豆），约3分一包；烤白著片，约2分一片。还喝过一种名为“浆茶”的流汁，可谓人间美味，可惜无缘再喝。

当时护国寺可供孩子们玩耍的方式很多。一是孩子们自娱。记得在护国寺前有一个大石乌龟，背上驼着一块很高的石碑。孩子们常坐在石龟身上玩耍。石龟附近有一棵大枣树，孩子们秋天常在树下捡熟透了掉下来的红枣吃。附近还有一棵老白杨树，孩子们常用树上掉下的叶梗相互拉扯，谁的树梗断了，谁就算输。有时孩子们在树下用手拍“小人片”（朴克牌大小的纸片上印有各种图像），拍翻身算赢，拍不动就得输给对方。

在护国寺一段残垣上，坐着卖蛐蛐的老头，告诉孩子们北京老城墙脚的蛐蛐最厉害。有時小孩去买蛐蛐又没有钱，老头就用油葫芦来糊弄孩子。油葫芦虽然也会相互间斗，但大人买油葫芦通常不斗而是听鸣叫声，其价格自然要比蟋蟀便易了许多，约一两分钱就可买到。而小孩买了油葫芦却不认得，认为买到了一只大蟋蟀，心中十分高兴。

当時护国寺可供小孩子看的东西很多，如看皮影，看五彩镜，看“小人书”，看套圈，都是当时孩子们的乐趣。前二者大约是一分钱看一次。“小人书”大约是一分钱看两本。记得当时护国寺有许多摆连环画摊的，摊前常坐着一群群的孩子在入神地看连环画。孩子们能在这里看到的连环画有《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等许多古代“骑马打仗”的故事，能看到《七侠五义》等剑侠故事，能看到《西游记》、《聊斋》等神话故事，还能看到解放军打仗、抓特务的现代故事。套圈是一分钱投一个圈，圈为藤条编就，在一定距离线之外放着好几排可被套的物品，有泥娃娃、香烟、火柴盒、镜子、玩具车、搪瓷杯、饭碗等等。买圈的孩子通常套不中，就得白白赔钱。但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大人买了许多圈，随手抛出，几乎没有落空的（仅有一二只圈未能套中），抛圈者大概来自马戏团，摊主最后赔尽了东西，只得收摊走人。

护国寺有一位画家会拿着两块小木片蘸着五彩颜料，在地上铺的白纸上画出栩栩如生的花鸟、蝴蝶等，买画的人很多，两毛钱一张。有一次家父也花了两毛钱，从其手中买了一张蝴蝶画，在家中墙上贴了很久。

护国寺有练把式的摊子，除摔跤外，尚表演气功。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光膀子的壮汉大叫一声，右胸的肌肉突然高起了很多，左胸的肌肉却萎了下去。又大叫一声，左胸的肌肉突然高起了很多，右胸的肌肉却萎了下去。随后他叫人搬来一块巨大的石块，压在胸上，头上扎紧毛巾，叫人用大铁锤锤打石块，最后石块断裂了，人却安然无恙。看着这样的表演，当时孩子们的心中都充满着惊奇。

护国寺有一个会变戏法的老头，拿手戏是用嘴喷火，能喷出长约一、二米的火焰；此外，能够从身披的长褂中拿出一样样的东西，有鱼，有关在笼子里的免子等等。我最佩服的老头功夫是用一根长针锥刺入眼中，眼晴却丝毫无损。有一次我与哥哥及邻伴小锁抑制不住心奇，趁老头收摊位时，从老头工具箱中找出这根针锥查看，往上一举，针锥即掉入柄中，原来老头用以变戏法的针锥后柄是空的。当老头发现我们三个孩子发现了他的秘密后，大为恼火，冲着我们大叫：“谁叫你们翻箱子的！”吓得我们三个孩子放下针锥，拔腿就跑。

到护国寺玩，最令我神往的，还是听民间评书艺人说《三侠剑》。评书大致内容是讲清初剑侠郑应如何“三下台湾”，最后使台湾回归朝廷。说书者不知姓名，说到关键时刻，惊堂木一拍，叫道：“欲知后事如何，稍后分解！”随后举着盘子请听众赏钱。有一次一位大人给了许多钱，说书人要找钱，给钱者不允。我们孩子听说书是不收钱的，但不准坐橙子（长条板橙），只准站在后面听。该说书艺人是隔天在护国寺说书，隔天在白塔寺说书。

平心而论，此说书人的水准比单田芳高。单田芳说书嗓子沙哑，使人听了不太舒服。而此位说书艺人操着一口操准的北京话，听众上致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孩子，都听得津津有味。我记得有一次冬天听说书，因站得太久，来不及找厕所，而尿湿了棉裤。我迄今尚记得这位说书人常用的形容战场台词是：“刀枪如麦穗，剑乾放流芒。”叫贾明的名号是：“金钱麻子，罗圈腿，贾明，贾申午。”叫剑客夏候商元的名号是：“镇三山，侠五月，赶浪巫师，鬼见愁，大脑袋，夏候商元。”形容某一位神箭手的功夫是：“一张弓威服海外，三枝箭射短乾坤。”形容郑应的飞镖神枝是：“三枝金镖压绿林，甩头一指震乾坤。”而郑应的机智、勇敢，女贼鹿角香的狡诈、美貌，在这位民间艺人的口中都栩栩如生。要知道在护国寺听民间艺人说书时，我才是一个五、六岁的儿童，完全不理解他讲的一些台词的含意，只是硬记记住了。随着学龄的增长，我才逐渐理解了其含意。由此更可见说书人的评书神技。说来也是缘份，我在人生道路上最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童年时代在护国寺听说书、受到这位民间艺人的启蒙教育有着直接关系。正是由于听到这位评书艺人所述说的古代剑侠故事，才激起了我后来对中国历史学科的深深兴趣。在此我留下这一段文字，也算是表达对这位童年相遇的、不知名的评书艺人的敬意。

护国寺庙会的消亡，是始自1956年逐步开展的公私合营运动。根据有关回忆资料：先是以卖小吃著名的许多摊贩被集中到隆福寺营业，至1957年庙会还偶在这里摆摊的小摊贩以及卖艺者，人数已日益减少，逛庙会人数也日稀。此后，庙中的建筑逐渐为一些单位占用，大部分建筑被拆除，改建为供居民居住的楼房，最后护国寺剩下来的，仅是我来时所看到的“护国寺金刚殿”三间、后殿的配间，以及殿前保留下的一片不大的空地。至此，一个有着三百年历史的护国寺庙会彻底消失了。

我始终认为护国寺庙会的丧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因为护国寺庙会本身所凝聚的是中国传统儒学所倡导的社会和谐精神，它通过“和而不同”、信达雅共存的民俗文化市场形式体现了出来。这一民俗文化市场的存在，给成年人提供了健康的娱乐市场；给心灵尚待成长的儿童，提供了以俗化人的教育市场，向他们灌输了正直做人、热爱祖国的民族情感；而给一些生活无着、又有一技之长的小商、小贩、文化艺人提供了就业场所，减少了国家安排民众就业问题的困难，维护了社会安定。而用今天的话来说，当年的庙会盛况，即国家“第三产业”的成长。我2006年在主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论》一书时，曾把基于童年时代产生的、对于护国寺民俗文化市场作用的认识，作为一条建议写入，呼吁“扶植优秀的中国民俗文化市场，使儿童和青少年在走上人生道路之初，能够在潜移默化的社会生活中培养起民族精神和公德意识。”[5]但可惜的是，我的建议得不到任何回响。

在这里顺便说两句题外话。在北京作为著名民俗文化市场消失的，决非是护国寺庙会一处。比护国寺庙会更为知名的有“天桥”民俗市场，所谓“天桥的把式只说不练”，作为一句成语传播至今。但1988年我到天桥参观时，发现原地除空余一地名外，已一无所有了。当时北京与护国寺齐名的，尚有其他七大寺庙，分别为：

隆福寺，位于东四十字路口的西北角。始建于明景泰三年（1425），初时番（喇嘛）、禅（和尚）同驻，清代成为单一的喇嘛庙。

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位于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上。始建于元代，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寺内的白塔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喇嘛塔。

普渡寺，位于南池子大街东侧。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初名皇城东苑，又名“小南城”，是明太子居所，清初改为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乾隆二十年（1755）赐名普渡寺。

雍和宫，位于北京市区东北角。清康熙帝三十三年（1694年）始建，赐予四子雍亲王，称“雍亲王府”，乾隆皇帝即诞生于此。乾隆九年（1744年），改为藏传佛教寺庙，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系清王朝中后期全国最高规格的佛教寺院。

白云观，位于西城区西便门外。始建于唐代，初名天长观，为唐玄宗奉祀老子的道观。金末重建，改称“太极宫”。金末，全真道北七真之一邱处机入驻，成吉思汗特敕改宫名为“长春观”。次年邱处机死，弟子尹志平接掌，葬邱处机尸骨于长春观东侧下院处顺堂（今“邱祖殿”），并奉之为全真教龙门派祖师，将白云观设为龙门派祖庭。从此，白云观成为北方道教中心，与南方龙虎山张天师派道教对峙。

蟠桃宫，道观，位于东城区崇文门东大街东口。始建于明代，清康熙元年（1662）重修。

东岳庙，位于朝阳门外大街。始建于元代，后经多次扩建，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正一派道观，有“华北第一道观”之称。

上述北京七大寺庙，在历史也各有其庙会，但结局大多同护国寺庙会，最终走向消亡。而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一种文化形态存在时，人们往往认识不到其价值，在其消亡后，方加以寻找，但已难返其初。愿我此文，能引起人们对于重建中国民俗文化市场的重视。

我1957年随家父由北京移居上海读书，可谓护国寺庙会历史的最后见证者。成年后曾三度返护国寺忆旧，因已无法看到童年时景象而伤感。当年曾填记旧词一首，仅录此存念：

满江红·忆“文革”间返北京护国寺太平胡同三号故里(1995.1.3上海)

古寺垣残，香径冷、仅余归雀。太平里、胡同颓倒，危房叠错。何处寻街头艺耍?再难觅评书之乐。寸目光、毁胜迹何多?添孤漠。     忆少幼，亲情灼。烤白薯，玩相扑。慨乡邻鬓雪，怎还昨昔?感世道浮尘若梦，辞京华卌年飘泊。叹人生、能欢聚几回?徒失魄。

2018年10月11日

[1]北京旧时著名的八大寺庙分别指：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普渡寺、雍和宫、白云观、蟠桃宫、东岳庙。

[2]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版。

[3]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震钧（1857-1920)，姓瓜尔佳氏，字在廷（一作亭），满族人，汉姓名唐晏，号涉江道人。

[1] （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刊，1961年北京出版社根据原刻本排印，将其与潘荣陛著《帝京岁时纪胜》合为一书。另有《京都竹枝词》则赞护国寺庙会盛况为:“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间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

[4] 《京都竹枝词》,清得舆著，又名《草珠一串》，共108首，有清嘉庆二十二年刊本存世。

[5] 见刘惠恕主编：《社会活安综合治理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弟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