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大兴南北榜案意欲何为（下）

二十年代拍摄的江南贡院全景图片 （图源网络）

       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而，无论主考刘三吾，还是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均书生意气太重，不了解朱元璋的用意，自信无舞弊，仍坚持“江南本多俊才”。这样，诸位公正的考官，只好无奈地做了替罪羔羊。

       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看，这是“南强北弱”大格局所致。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现象，从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开始到明朝以前就已经形成。明朝建立后实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制度，非但没有改变这种趋势，相反则继续拉大。北方并非无人才，朱元璋的几度文字狱，遇害者大多是北方文人，故许多名士们隐居山林，对明王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明朝科举以“八股文”取士的考试方式又给南方学子提供了优势。

       事实上，从洪武三年明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开始，南方考生的成绩，就一直在北方考生之上。“南北榜”案之前的明王朝六次廷试，状元清一色都是南方人。而从录取比例上看，也是南方中榜者逐渐增多，北方中榜者日益减少的趋势。“南北榜”事件的发生，恰好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连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的影响深远。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来不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明仁宗洪熙二年（1425），由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明仁宗赞同说：“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此后，又具体划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具体确定各省所占名额，并按户口增减而加以调整。清承明制，始终执行了南北分省取士的制度。

       “南北分榜”制度，无论在明王朝，还是明王朝以后，从普及文化教育到平衡政治关系，乃至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当然，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回避，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明朝官场“老乡政治”的推波助澜。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也渐成常态。

       平心而论，朱元璋从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稳定北方局面，稳固明王朝统治出发，采取“南北分榜”措施，应该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的。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本来可以解释清楚的政治策略问题，朱元璋却大动“不测之威”，大兴冤案，残忍地诛杀无辜，充分暴露了其过于偏激，独断专行的残暴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