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论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情况
    一、研究马克思主义首先应该具有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是辩证思维与历史眼光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具体表现和实践运用，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能够使人正确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进而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的观察与思考。培养并不断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二、马克思诞生至今已有两百年，但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已存在五百年
19世纪西欧三大先进思潮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思潮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先进思想家求索时代课题的尝试，他们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想，比如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思想，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和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新世界的展望等。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前提。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不只这些，还有古希腊罗马哲学、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成果、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进步思想等。
在19世纪以前，西方已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乌托邦的思想影响着后世人，还有"太阳城"的时候设想也是一种美好的家园的展示。所以说，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已经存世有五百年之久了。
     三、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是不断交融发展的
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哲学思想是交融的，相互间有许多契合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要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阐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掠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以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观点。他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希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储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草原上。……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这种观点和中国的哲学思想何其相似。中国的哲学思想就是以和为贵，不但人和人之间要和谐，社会要和谐，人与自然更要和谐，这就是中国传统的一直延绵至今的“天地人三大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牢牢地扎根于中国人的心坎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应该自觉地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合乎自然发展规律、合乎人类幸福生活和追求美丽环境的方式来改造和利用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动态的平衡。
    四、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的情况
本课题组通过长期的研究，可以说基本上掌握了明末清初在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撰写了七百万多字的著作。其中有“洪门风云”（二百五十万字）。红学研究丛书（五百万字）这是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萃取的精华，从中取得了许多可以作为史实的证据。从而编写了《红楼梦大揭秘》《冒辟疆编年诗析注》《古宫词揭秘》等书。大揭秘中例举了一千多条证据来证明冒辟疆以笔名曹雪芹著作了《红楼梦》，尤为重要的是编写了《冒辟疆编年诗析注》把他从出生之时始一直到八十三岁为止，在八十年的时间内，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做了哪些事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从而得出结论。冒辟疆是从四十六岁开始写《红楼梦》，前后写了三十多年，直到七十九岁，才大功告成。在研究冒辟疆的同时又发现了许多新的情况，从而解开了历史上一直未能破解的疑团，那就是董小宛就是董鄂妃。冒辟疆和董小宛以及董小宛的妹妹董年一起害死了多尔衮，董年和顺治一起到五台山出家。再者发现冒辟疆是一个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了地下武装组织也就是反清复明的洪门，他是洪门的发起人洪英，另外洪门的秘笈会书——《海底》也是由他编著的。
        根据这些情况不由自主地想研究冒辟疆这个人的思想和他所作所为的根源和动力究竟来自何方，所以对他的长达一千四百多页，多达一百多万字的《冒辟疆全集》以及和他密切关联的友人的著作进行深入探索。冒辟疆交往的友人甚多，明末清初几乎所有在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和他有联系，其中有黄宗羲、王夫之、史可法、顾炎武、郑成功（以上五人称为洪门五始祖），还有孔尚任（冒辟疆协助他著作《桃花扇》）、李天馥、龚鼎孳、陈名复、钱谦益、梁清标（红楼梦第一回中提及的棠村）、方孝标、汤若望、董其昌、曹寅（即被胡适认为是曹芹溪，其实是曹雪芹的祖父）另外历史上有名的陈圆圆和董小宛两个人也都和冒辟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圆圆差一点成为他的爱姬，陈圆圆被迫北上京，委托董小宛代替自己成为冒辟疆的妾，所以董小宛会有二十七次求爱，二十七次被拒仍不善罢甘休，最终获得美满婚姻。但是，后来一对恩爱鸳鸯被多尔衮拆散，最终导致多尔衮被害。董氏姐妹进宫成为贵妃。正因为冒辟疆有国仇家恨，所以使他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
         在了解冒辟疆的基本情况之后，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凡是一个人的行动总是有思想作指导，从《红楼梦》和洪门会书《海底》两本书中寻找出了作者的基本思想，再根据《冒辟疆全集》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发现三者是何其相同，都是有《水浒传》的情结，都闪现出追求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许多契合点。在明末清初，冒辟疆已经有了原始的社会主义的火花和如今所提倡和谐的思想，而这种思想通过洪门（洪门的龙兄虎弟在最兴盛之时号称有一亿二千万，其实七八千万是有的，目前全世界尚有二千万人）通过《红楼梦》（《红楼梦》传播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在清代就成为人相争阅的热门书，解放后才有《红楼梦》电影、《红楼梦》电视连续剧，观众成千上万，多不可数。单是地方剧越剧《红楼梦》于1958年2月首演于上海共舞台，一炮打响，随即演遍各地，走出国门，观众累计达12多亿人次（新民晚报2018.7.29）。从中可以看出《红楼梦》这部著作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古典四大作品之首，因为人们太爱《红楼梦》了，《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太鲜活了，《红楼梦》已经深入人心，和中国的国民性发生了共鸣。再看洪门，无论是反英、反日、反法、反这些帝国主义侵略军，洪门总是冲在最前面，太平天国有洪门人作为主力，辛亥革命有百分之九十是洪门出人出力、出钱，辛亥革命方始成功。洪门和中国革命有割不断切不断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是洪门的梁启超和朱执信。中国共产党的两大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延安是洪门最早创立的，孙中山的致公堂是洪门的分支之一，如今的致公党和洪门存在血缘关系，而洪门的始祖是冒辟疆，他又是《红楼梦》的作者，那么《红楼梦》和洪门二者之间肯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点出发，先根据两者的思想主导关系予以分析，认定都是有原始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作引导，这种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一定程度是契合的，这就引起了本书作者的浓厚兴趣。综合当前的势态，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二百年的历史了，世界社会主义也存世五百年了，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苏联曾经有七千多万共产党员的共产党怎么会一下子崩溃了，苏联解体了，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复存在了。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失误归咎于领袖个人，把纠正领袖的错误发展成全盘否定苏共的奋斗历史，直到丑化和歪曲历史，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来的理想信念，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巨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挫折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道路对世界影响越来越来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增添了光辉。
那么为什么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中国却能独善其身，这除了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近九千万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外，还有广大的群众衷心地拥护，坚决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朴素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于中国大地，并且能开花结果、茁壮成长的原因，中国可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因为中国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茎，中国有肥沃的土壤，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的根基。
在这里特别要提出的就是在红学界中还存在着一种较不正常的现象，那就是一向顽固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还是霸占红学界的神主牌，胡适不但政治上反动而且在学术上反动，他的所谓红学研究竟然全是胡说八道，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胡适者胡说也，适和说相谐音,所以本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来揭露胡适的红学学说的荒谬，是漏洞百出的，是不堪一击的，但是迄今为止，有些人还是把他当作神明，当作泥塑的菩萨，动都不敢动一下，如今拿起孙悟空的金箍棒把胡适的红学砸个粉碎。这根金箍棒就是《冒辟疆编年诗析注》和《红楼梦大揭秘》。希望读者在读这本书和刚才介绍的书可明真相，可辨是非，冲破迷雾，追求真理，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地上发扬光大。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入、传播情况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已经产生，并在政治、文化生活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它的发展很缓慢，力量很软弱，而且它的大部分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由于近代中国处于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和间接统治之下，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以及在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在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后来还加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正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有些地区资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十分强大，所以那里的无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例如上海，其产业工人多达数十万，所以说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有其特殊性，在世界上也就是有其唯一性，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有着传统文化长期的熏陶，又受西方各列强所带来的西方文化的侵蚀，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容易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先进文化有机地联系和结合起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一旦由梁启超、朱执信引进，马上引起反映，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学习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出身不是无产阶级，但是他们却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身于贵族富商，但是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向无产阶级指引了今后的方向。
近代中国诞生的新兴的被压迫阶级是工人阶级。他的来源主要是城乡破产失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中国工人阶级是最早出自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中。因此，它是先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19世纪60年代后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工业和民用企业以及70年代以后的中国民族企业中，又雇佣了一批人。早期中国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却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
          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中，有的人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了。比如，陈独秀1915年在赞颂法国文明时，把创立社会主义（指空想社会主义）看作是法国人对于近代文明所作的三大贡献之一，认为这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李大钊在1916年5月即说过，“代议政治虽近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这时中国的一批先进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其实新文化运动并不是摈弃优秀的传统文化，只不过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去除，保留其优秀的精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古代中国人民勤劳、智慧创造的结晶，也是中国各族各地区文明交融、汇合的产物，又是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融合的结果。
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还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民族。
中国优秀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文化运动既是民主、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运动，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动。传播是研究的基础。
从传播主体看，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者主要是陈独秀、蔡元培。
蔡元培是光复会的发起人，光复会中有许多是洪门中人。例如秋瑾、王金发、黄越川等人均是洪门三合会人。蔡元培虽没有正式加入洪门，但是和洪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陈独秀在安徽成立岳王会，这岳王会虽然不是洪门的组织，但是其中有许多人参加洪门的三合会，所以说陈独秀和蔡元培有许多地方有相似之处，所以蔡元培会在下雪天独自到旅馆请贤，要求陈独秀出任北大教授，聘用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聘用毛泽东为图书馆管理员。
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等是一批受过外国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在知识背景和教育经历上与民主、科学思想的传播者基本相同，但这个传播主体的覆盖面更宽，代表性更广泛。
国民党中的部分元老也参与其中，代表人物有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他们都很热衷于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朱执信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梁启超、朱执信也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前。”。
戴季陶和朱执信均是洪门中人，其中朱执信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也是把宋庆龄瞒过宋父从上海偷渡到日本和孙中山结婚的媒人，因为朱执信和宋父均是洪门中人，朱执信受到宋父的信任。
           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清末驻外使节在笔记本 书稿中对社会主义事件及学说所作的记载。如驻法外交官张徳彝在《随使法国记》中记载了亲眼所见的1870年10月31日巴黎人民起义的状况。几年之后，清政府派驻西欧诸国的使馆参赞庶昌在所著《西洋杂志》中记载了1878年6月徳皇遇刺一事。同年，出使德国的大臣李凤苞也写有《使徳日记》。后两人在书中均提到与社会主义有关的用语。像“索昔阿利司脱”乃英文 Socialist即“社会主义（者）的”音译；“莎舍尔徳玛葛里”是Social Democracy即“社会民主党”的音译，“廊密尼士”应是Communism即“共产党”。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1898年，基督教新教在上海设立的广学会，翻译出版了一部系统讲解各国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书中写到“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有势力的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恩格斯）都被大家认为是科学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派的首领。”次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翻译连载了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的《社会进化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经典著作的翻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学术文化思想看待，他们翻译、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但并不一定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更不一定实践马克思主义”。
          1906年，朱执信就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观点及马克思恩格斯生平；1907年，刘师培、何震等人就翻译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今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902年，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进化革命者颉徳之学》，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其中的“麦喀士”即马克思，梁启超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随后，孙中山、刘师培、朱执信、江亢虎一批人，或翻译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
日本是当时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主渠道，清末民初，大量中国赴日留学，1906年最多时达到13400人。当时社会主义学说在日本非常盛行，日本思想界兴起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留日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以留日学生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团体频繁地向国内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多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纷纷传入中国，掀起一股传播热潮。
              陈独秀、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等人，都曾东渡日本留学，感受过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巨变，受到过日本现代社会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选择，首要是其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于1903年传入中国。1903年2月，马君武于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造化论比较》一文，初次涉及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之人也”。但从1903年至1914年的十余年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界并未引起重视。
1902年，从出逃日本横滨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中国人初次听说卡尔·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中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开初主要是在日本活动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者。
          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1902年至1903年间接连撰文著书介绍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思想。他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书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泰斗”、“社会主义鼻祖”，预言社会主义是“将来世界上最高尚最美妙之主义”。他在《新民丛报》第46-48号发表了《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他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中国井田制度，正与近世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最精美的依据”。
梁启超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当时民族主义尚不瑕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与聚致大国，而实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专制政体惟立宪政体。”孙中山也认为，中国“处今日而言社会主义，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孙中山、胡汉民、江亢虎等人都谈到了社会主义，但是那时的社会主义理论还比较庞杂，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
          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积极宣传、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马君武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史以及马克思及其学说。文章指出：“社会主义者，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佛礼儿，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布鲁东，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马克司”。“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马君武在文末还附注了社会党巨子所著书目。其中马克思的著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实际上是恩格斯的著作——笔者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孙中山在拜会第二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要领导人，申请加入第二国际时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中称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中之圣人，马克思是科学派社会主义。”而且三民主义纲领之意的“民生主义”也被他解释为社会主义。朱执信在1905年发表的《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论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及《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贫困论观点。
           蔡元培也对中国传入社会主义的情况加以总结概括。他在为李季翻译的英国人克卡扑的《社会主义史》所作的序言中，初步总结出中国人从三种途径了解到社会主义：“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翻译《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周刊上，后来有《心声》周刊，又简单介绍一点。俄国多数派成立以后，介绍马克斯（思）学说的人多起来了，在日刊月刊中常常看见这一类的题目。”这三个渠道的传播主体都是海外留学生。 1907年8月，刘师培和张继等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衡报》等无政府主义刊物上刊载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中国的思想界以多种不同方式将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引入中国，形成了一股传播热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出了零星传播时期的容量和影响范围及程度。
1912年，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表明 对社会主义的欢迎态度：“鄙人对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利民之神圣。”新文化运动中的社会主义讨论，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和科学。
李佑宁在其博士论文《社会主义传入中国》（Li Yu-n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into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1971)的基础上出版同名专著，运用丰富的历史史料，系统考察了到1907年之前严复、康有为、梁启超、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等人所接触的社会主义思想资料和1905年至1907年《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来自日本的中国现代术语，以此证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而不是来自于俄国的刺激。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外学者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入和演进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1959年斯卡拉皮诺、史扶邻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中国革命运动的早期社会主义潮流：孙逸仙与梁启超》（Rober A.Scalapino and Harold Schiffrin, Early Socialist Current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Sun Yat-sen versus Liang Ch’i-ch’a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18, No.3, May 1959)一文，提出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运用最早开始于同盟会时代，并历史地分析了孙中山与梁启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与反应。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思想革命》（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对五四运动发生的具体过程、历史影响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对五四运动的不同阐释做了鞭辟入里的看法，他们都兼有赞同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非常矛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改良派虽然肯定社会主义，但又觉得它遥不可及且容易产生新的专制主义。梁启超称：对于“社会改良主义”，他绝对表示同情；对于“麦喀、比比尔辈”所倡导的“社会革命主义”，他认为“必不可行，即行，亦在千数百年之后。”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乏赞誉之词，对《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也予以翻译、传播。但它在介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攻击社会主义。刘师培反对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建立自己的国家。刘师培等人把任何国家形态都看成坏东西，视政府为万恶之源。所以，他在《社会主义与国会政策》一文宣布：“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政权者，绝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敌仇，不为过矣。”与其他流派相比，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的学说更赞许，对宣传社会主义更积极。但他只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出发来理解和推崇社会主义，因此只能算作主观社会主义。其一，他把社会主义归结为民生主义。他认为辛亥革命已达到了民族、民主的目的，此后搞社会主义只要实现民生即可。“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其二，他把马克思的学说和亨利乔治的学说混同起来，认为二者同属社会主义。他认为亨利乔治主张的单税法目的是要实现土地公有，而马克思“专论资本”，是要实现资本公有。所以他得出结论：“有是亨氏之土地公有、麦氏之资本公有，其学说得社会主义之真髓。”可见，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狭义理解必然阻碍他对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索和宣传、介绍。
尽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向中国的传播存在着诸多欠缺和局限。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从而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达到传播高潮起到了先导作用。
         一部分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之日”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即1899年之后外国传教士、翻译家以及孙中山、朱执信等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译介活动。有学者据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原来是洋文，如果一种主义连语言表达都不是中文的，那万万不可能是‘中国化’的。所以，把洋文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文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中国化，而且要算作最早的中国化了。”这一观点的硬伤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缺位。最早把马克思及其学说译介到中国来的那种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由他们充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王增智提出“井冈山道路说”，他认为：“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井冈山道路的开辟。”全燕黎、马启民提出“《反对本本主义》说”，他们认为：毛泽东于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达到了理论自觉，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实际的土壤，并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徐光寿提出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说”，他说：“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重大实践，才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的序幕，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实践起点。”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早在山上打游击的是袁文才和王佐二位洪门三合会的龙头大哥，他们欢迎毛泽东和朱德上井冈山，并且把队伍合并在一起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后来长征由瑞金出发到延安。即时的延安坚持抗日的部队是由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的洪门哥老会为主力的革命队伍，其中习仲勋是和刘志丹、谢子长在一起的领导。所以中国的二个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延安都和洪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