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连环画精选收藏本封面 （图源网络）
晚清捐纳入仕缘何泛滥成灾
晚晴期间的讽刺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在清代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清代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小说揭露当时卖官卖缺现象笔锋敏锐，将贪官贪婪无耻的嘴脸和心态暴露无遗。
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闽浙总督肖制军送上一份“抵得九万两银子”的礼物后，“不上半年”，就从最苦的闽浙任上，升调到最好的两广总督。经商的吴继之接见江苏制台的幕友时，这位幕友拿出一个折子，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字。幕友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
如《官场现形记》中，冒得官煞费苦心行贿讨好羊统领姨太太，想求个好差使。这个姨太太便卖弄手段，请了羊统领来，撒娇撒痴，将那羊统领胡子拉住不放，定要羊统领立刻答应。结果，羊统领硬是把护军右营的一个管带说成营务废弛，登时撤掉差使，委任冒得官接管。
小说所描述的情形非凭空捏造，它从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晴社会政治状况。
清朝文官入仕的途径是十分广泛的。“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其中，科甲是清一代文官最重要的入仕途径，即“正途”。科甲，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科举，即通过乡试、会试、殿试等等重重考试，获得举人、贡士和进士身份入仕。
除此以外，主要还有荫生和捐纳，即“异途”。所谓荫生，是指依靠家庭出身而获得官职的人，在长辈的树荫下“大树底下好乘凉”。所谓“捐纳”，讲得直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捐纳这一制度渗透在清朝文官制度的各个环节，既可以通过捐纳成为贡生、监生，也可以直接捐纳成为官员，还可以作为现任官员以捐纳获得升职，甚至可以以捐纳获得议叙奖励和抵消行政处分。
清朝初期对捐纳入仕还是实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清代的捐纳分现行实例和暂行实例两种。现行实例主要限于捐职衔、贡监，以及指加级、纪录、封典之类，因经常进行又称常捐。现行事例作为清朝政府中的非经常性收入之一，对吏治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因与科甲出身者相比，捐纳入仕的官员素质相当低下，故统治者设置了对其任职的一些限制。如不得在吏部、礼部任职，也就是说，花钱买官者，不能再获得可以卖官的权力，也不能在关系国家礼仪的清流衙门任职。而且，还要由捐纳者原籍所在的地方官调查申请人的身家清白，最重要的一项是查明欠项，不能让借了钱买官者当官后再去搜刮民脂民膏赚回买官投资。
但是，捐纳制度中的暂行实例为清末的捐纳泛滥埋下了严重隐患。暂行实例也叫大捐，多是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或河工、赈灾等需要巨额款项而特开的限期捐例。暂行事例中，最突出的可以捐实官。雍正时开“武职捐”，乾隆年间又订立“常例捐纳”，将其作为一项正常制度。据当时报价，报捐道员需银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知府一万零六百四十两，知州四千八百二十两，知县三千七百两，连最低的从九品、末入流官也得用银一百二十两。京官自郎中、员外郎，外官文职自道府、武职自参将以下，直到从九品、末入流官，都可以捐买。现任官员则可以用银捐升任、改任、免降，捐选补各项班次、分发指定省分。另外还可以将降革留任、离任、原衔、原翎加以捐复，或坐补原缺。试俸、历俸、实授、保举、试用、离任引见、投供、验看、回避，也可以出钱加以捐免。
如果说在清朝前中期，当时捐纳者获得的主要是虚衔、封典以及贡生、监生等头衔，统治者还有所收敛，捐纳并没有泛滥的话，那么，到了清朝晚期，统治者以各种借口使得暂行实例的“大捐”成为“常捐”，致使捐纳泛滥成灾，不可收拾。
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例广开，加上军功、荫袭、保举等，以致社会上“官多如鲫”，因官缺有限，还形成了庞大的候补队伍，可谓“花翎红顶，几遍城市”。光绪、宣统年间，更是把卖官发挥的淋漓尽致。捐纳减价大拍卖，竟出现了打八折知县、四折州同等名堂。“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捐纳使得吏治更加腐败。一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利用权势、职务之便，不付银两、虚冒捐纳，甚至私造假印，发给假照，中饱私囊。一些捐纳得官者则千方百计往回捞钱，尽情侵贪。捐纳制度激化和加深了封建社会的各种矛盾。庞大的捐纳队伍，巨额的捐银，最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由于官僚队伍捐纳官员增多，一遇具体事务，“正途”、“异途”各执一端，新班和旧班的矛盾也日渐突出。
《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环画封面图选集
清朝尤其是晚清为什么要广开捐纳以致泛滥成灾呢？
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当时朝廷的财政压力，皇帝想通过卖官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战争开支、战后赔款等需要大量金钱，清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咸丰三年（1853），祖宗积存已花费一空，国库仅剩银22万两，不足维持包围南京的江南大营一个月的军费开销。万乘之君竟在朝堂上大放悲声，涕泗滂沱，成为清代历史上地地道道又堂堂正正哭穷的例证。于是，在救穷的各种办法中，捐纳就占了重要地位，政府甚至正式地将日常捐纳所得列为国家“必要的财政收入”。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适应新兴有产阶级参政的需要，以扩大政权统治的基础。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买卖的频繁，清代商人和庶民地主增多。这些在经济上日益强大起来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政治上必然提出参政要求。捐纳制度恰恰适应了他们的这种要求。由于捐纳大开，富者因捐纳而步入官场者日增。据史料，当时捐实职的以捐道员需银最多，达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两；捐纳数额最低的为捐监生，但也需银一百两左右，它相当于拥有五十亩土地的农户一年土地上的全部收入。捐纳大门开向了拥有重资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这些捐纳得官的官吏“此辈原系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捞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他们心目中儒家的君臣大义观都被抛到脑后，惟有“主上卖爵位，臣下卖力气”的功利主义。
卖官鬻爵是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官场现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有揭露：东汉桓帝标价出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等官爵，价钱各有差别。光和元年，东汉灵帝在西园开设邸店，出卖县令、三公、九卿等官职，价格各有差别。灵帝出卖官爵，聚集钱财，作为自己个人的私房钱。明朝中后期实行捐纳充吏或授官制度，如嘉靖时五十石或五十两可授正七品，万历时出粟三千石者可授两殿中书。
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捐纳是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往往被冠以输捐助饷、纳粟报效的美名，但其卖官鬻爵是它的本质，毒害社会风气，为官吏侵贪提供途径，加重劳动人民负担，激化和加深社会矛盾是它的危害。尽管清朝统治者对捐纳保持着警惕，乾隆帝也说过“纳资授官，本非善政”，但随着清朝统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它只能是饮鸩止渴，欲罢不能，整个国家的吏治被彻底腐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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