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民国教授们》 （图源网络）
（从左到右：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著名学者吴宓）
教书育人的民国教授让人崇敬
近来，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深深吸引了我。剧中不仅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以及早期的英烈和骨干，还从新文化运动的广博出发，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章士钊、蔡元培、鲁迅、胡适、辜鸿铭、钱玄同等人的形象。他们之间无论是惺惺相惜、相互扶持还是激烈论战，都既有大时代之气象又有日常生活之风貌。由此，我又想起了当年这些民国教授的另一面——教书育人。
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出现过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董仲舒、王充、郑玄、颜之推、韩愈、胡瑗、王安石、朱熹、陆九渊、陈亮、王守仁、王廷相、戴震等著名教育家，近现代也出现了严复、张骞、康有为、蔡元培、章炳麟、梁启超、陈嘉庚、张伯苓、徐特立、黄炎培、吴玉章、鲁迅、陶行知、刘仙洲、恽代英、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同时，中国近现代史上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批著名大师，他们在刻苦严谨治学的同时，在教学讲台上传道授业时也卓有成效。他们对学生治学、做人、处世的谆谆教诲，至今余音回荡，令人深思。
梁启超：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
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十七岁中举，后随其师康有为参与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1920年后，先后在清华、南开任教授，并专心著述，涉及社会科学所有领域。
1929年，梁启超身体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梁先生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陈寅恪：我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1925年3月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抗战爆发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后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此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陈寅恪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认为：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1953年12月1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学生汪钱和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顾颉刚：某些事可以大题小做，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顾颉刚，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中国上古史的考辨，为中国史学界“古史辨派”的创始人。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又一次，学生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都不可轻轻放过。”再一次，学生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顾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胡小石：聪明人要用笨功夫
胡小石，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国文部主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国文系主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专于甲骨、钟鼎、古文字音韵、书法理论、古文物鉴别及中国文学史研究。
“聪明人要用笨功夫”。这是胡小石先生告诫其高足王季思的一句话。王季思早年在东南大学受教于胡先生。一次他将自己的一篇论文送请胡先生审阅。论文评析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王季思用张华“平关之役，利在获二俊”之言诠释“论功若准平关例，合著黄金铸子昂”二句。胡小石认为这一典故仅说明了前一句，而后句却未有着落，因而建议他去查《国语》一书。季思先生遵嘱查阅，方知后一句乃用《越语》中勾践用黄金为范蠡铸像的典故。
顾随：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顾随，曾先后在燕京、辅仁、北师大、北京等校任教。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元明残剧八种》、《佛典翻译文学》等多种学术著作问世，同时创作了《无病词》、《味辛词》等旧体诗词集，他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位“杂剧”作家。对于公众而言，顾随是个陌生的名字，但这位文史大家的门下聚集了周汝昌、叶嘉莹、黄宗江、吴小如等众多名家，被学界人士称为“隐蔽的大师”。
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成仿吾：：那个字不念“能”，念“罴”
成仿吾，1922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报》、《洪水》等报刊。抗战时期曾任西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大、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重新翻译《共产党宣言》，校译《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经典著作。1977年，撰写《长征回忆录》出版，被译成西班牙文、英文和日文在国内外发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成仿吾校长在山大学生眼中，比万吨巨轮上小水兵眼中的舰长还神秘。师生们尊敬地称呼他“成老”。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会上，耿直倔强的老校长和冲锋陷阵的小将发生了搏斗。小将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标语贴在成老胸前，被他一把扯掉；按他“低头认罪”，他昂首挺胸；小将怒发冲冠，读诗词以壮声威：“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能！”这时，被扭作“喷气式”的成老，奋力抬头，高声断喝：“那个字不念‘能’，那个字念‘罴’（Ｐí）!”掌声四起，旁观的师生潸然泪下。
当然，以上所述还仅限于文化领域，在其他领域也还有着一批对中国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大师们，如科学家茅以升、社会学家马寅初、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等，至今为他们的学生和人民深深怀念着。在今人眼里，这些教授和大师有些“迂”，至少有些“拗”。然而，看看眼下一些哗众取宠、“语不惊人死不休”、唯利是图的所谓教授学者，人们愈加觉得那时的大师弥觉珍贵。
当年，颜渊曾这样赞赏他的老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当年，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引用了《诗经》中的这句词语来高度评论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民国教授和大师像高山，令人敬仰；像大路，让人遵循。
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