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论“学而后入政”有何深意

郑州子产祠园大牌坊门，旁立文字介绍的碑碣  （图源网络）

子产论“学而后入政”有何深意

       春秋末年，郑国是个小诸侯国，经常收到周围大诸侯国的压榨和欺凌。同时，统治阶层内部又纷争不已，兵灾连年，内忧外患交逼，局势岌岌可危。郑国老资格的上卿子皮见子产很有才干，便在郑简公十二年（前554）举荐子产为执政（相当于相），让他执掌大权，来扭转国家危局。

       子产，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或称公孙成子，为郑国贵族子国之子。他在青年时期就以独到的政治见解介入了郑国的政治，曾任郑国少正，平定过贵族的叛乱，显露其政治才能。就在子产出任执政的第二年，子皮却提出让自己喜爱的尹何做邑大夫。这对子产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子产不顾情面，也不畏权势，对“前领导”据理力争，而且将深刻的论证寓于通俗的比喻之中，以更有效地说服对方。子产婉言相拒说：“此人年轻，缺乏经验，恐怕难以胜任。”子皮说：“此人人品诚实又善良，你不妨让他试一试。”子产正言回绝说：“不行！”于是，子产讲述了一番用人不能从私利出发的道理，接着又提出了他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侨（子产名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

       子产认为，只有先学习，然后才能从政。如果先从政再学习，从政后是办不好事的。他以打猎为例，说只有熟习射箭与驾车，才能获得猎物；如果从来没有登过车、射过箭就去打猎，坐在车上一心害怕车翻人仰，哪里还有心思去顾及打猎，又怎么能获得猎物呢？他又举例说，不学习就委之以大邑政事，就如同你家有匹好布料，却让初学之人去裁剪。所以，只有学有所长才能从政，又哪里听说先做官才去练习做官的呢？在子产连珠炮式的进攻之下，子皮完全折服了。

       关于“学而后入政”的思想，在子产之前，古籍中已有所论及。例如《尚书•周官》中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 政乃不迷”之说。然而，稍加比较，就不难发现，以前的提法是模糊的，它只能算这一思想的朦胧形态。而子产才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明确提出这一主张并加以全面论证的政治家。春秋时期虽然已经比较开明了，但世官制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子产明确提出并在实践中坚持“学而后入政”的原则，强调学的作用，强调才干和本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子产主张“学而后入政”，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经验之谈。关于他青年时代的学习情况，虽然缺乏资料，不明其详。但是从他执政二十一年的实际来看，他就是一个“学而后入政”的实践者。子产执政二十一年，对内厉行改革，整顿贵族田地的封疆沟洫；整顿农户编制；创立按丘征赋的制度；铸刑书公布成文法；任用贤能，开放舆论，使郑国由乱而治，由弱变强。对外，他“善用大国”，灵活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巧妙的外交辞令，周旋于大国之间，使郑国安然自立得到稳定和发展，小有中兴之势。从这一系列显赫的政绩来看，不说他学富五车，起码也算得上学问渊博的。

       当然，子产提出“学而后入政”思想，并不是否认从实践中学习的途径。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在实施改革过程中，他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并在实践中尽力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子产曾说过：“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一意孤行事业难以成功。他“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在实践中学习，遇事就胸有成竹。

历代古人绘制的子产画像

       孔子对子产是政绩是由衷赞叹的。《论语》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对子产的用人思想，孔子也是认同的。

       在孔子看来，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能力，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他认为不能将重任交给没有学识的人，否则便成“贼夫人之子”，就会使当地的官吏和民众受累甚至受害，所以强调知识的重要性。《论语•先进》还记载了孔子曾和子路的一次争论。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反对子路不学习就做官的观点，怒斥这种人做官必定是“恶夫佞者”。

       孔子还认为，人才不能只是知晓一门知识，而应该精通“六经”、熟知“六艺”，知识渊博，可以称为全才、通才，所以他提出“君子不器”的说法。作为治国之才，拥有了渊博的知识，就可以将他的学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之中。若只是熟读《诗》、《书》，却没有相应的工作能力，无法独立完整地去处理问题，那也不能成为人才。《论语•子张》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只有做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才能算得上是人才。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与子产"学而后入政“的主张一脉相承。

       毫无疑问，子产与孔子的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众所周知，在世族统治下，完全按血统的亲疏来任官授职，各级政治关系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学而后入政"与"学而优则仕"的提出，否定了世官制的逻辑，明确提出了学优达贤受举为官的新原则，代表了当时的时代潮流，为后人留下一笔极其珍贵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