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江浙土豪怎样挥金斗富（下）

清朝富商胡雪岩杭州故居局部图片  （图源网络）

清朝江浙土豪怎样挥金斗富（下）

——读《水窗春呓（下卷）》笔记

       《水窗春呓（下卷）》记载：当时菜肴的讲究日渐繁复，“宴客肴数，（从前）至多者二十四碟，八大八小，燕菜烧烤而已。甲午以后有所谓拼盘者，每碟至冷荤四种，四碟即十六种矣。而八大八小亦错综迭出……与乾嘉以前迥别也。”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亦记载：“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辽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萧鼓，殆无虚日。”

       清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也记载：“年来宦游江南，每岁首赴苏贺正，僚友邀饮，一日之间或至三四五处，皆穷极水陆。然闻招则蹙额，举著则攒眉，岂今昔口服有不同哉？盖缘过饱之故耳。”你看，土豪士绅们赴宴时都愁眉苦脸，不知道吃什么才好，都是因为吃的太饱太好了。

       清代江浙一带奢侈之风，扮演先导人物的主要是商贾，其次是缙绅大夫。商人俨然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阶层，这些“土豪”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非数十万不能称富”。在“土豪”引领下，城市成为社会时尚的策源地，并迅速刮起奢侈浪费之风，涵盖了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如在服饰打扮上，质料由布素而追求锦绣绫罗，颜色由黯淡趋于鲜艳明丽，式样由划一单调而追求奇异翻新。即使穿着“最贫最尚简朴”的儒生，也在“习俗移人”的冲击下，“强服色衣”，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

       当然，对于土豪们来说，“吃”“穿”实在是寻常事，“住”才是显示身价的品牌。他们居住方面的奢侈表现为崇栋宇，治园林。清代前期，为了迎接皇帝驾临，江南商人重资广延名士创稿，修治园林亭池。当时在苏州、扬州的带动之下，园林之好几乎风靡江南所有市镇。据统计，苏州在明清两朝时期城内的园林最多时达270余处，有“城里半园亭”之说。

       其实，当时奢侈风气，并非只在江南一带，而是全国各地靡然成风。即使在地处僻远的地区，饮宴之风亦不稍逊。《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甘肃兰州之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至于说到应酬之繁，则便是京师为最。这里是士大夫集中之地，王公大臣、官场交际、八旗贵族，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此风之下，酒楼饭庄生意兴隆，福隆堂、聚宝堂等酒楼，整日价宾客盈门。

       清朝江浙一带“土豪”爱斗富挥金如土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而清朝康乾以降，社会安定，各种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公款吃喝更是大行其道，社会上层人士往来酬酢、狎妓饮酒、饕鬄之风颇盛。特别在江南地区，出现了追求奢侈享乐的风尚并引领全国。

       在清代，围绕奢与俭曾有过一场旷日时久的激烈争论，连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参与其间。虽有人认为社会风气奢靡、土豪斗富等等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但更多有识之士指出，这样的繁荣是畸形的，于个体而言，殷实的家道难以维持长久；对于社会来说，彼此效仿，养成奢靡浪费、攀比斗富等不良社会心理和风气，弊端多多。历史证明，富裕后不思进取，贪图奢靡享乐，虚骄懈怠，必然导致腐化衰败，今人当以认真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