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富贵（国画） （图源网络） 

猪有别名叫“乌金” 

       猪年说猪。猪有诸多别名，如“乌鬼”、“乌金”、“黑面郎”、“黑爷”、“乌羊”等。

       其中，“乌鬼”的说法出自杜甫《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之一中的“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关于“乌鬼”的诠释，历来多有说法，有乌龟、鸬鹚、猪等动物的别称，也指闽南方言中的“番仔”。宋代《漫叟诗话》对此诠释道：“川人嗜此肉，家家养猪，杜诗‘家家养乌鬼’，是也。每呼猪则作‘乌鬼’声，故号猪为乌鬼。”宋代《懒真子录》也说：“乌鬼，猪也。峡中去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以别之。”两条材料的说法未尽一致，但都一致证明“乌鬼”即是称猪。

       令人颇感兴趣的是猪的“乌金”别名。“乌金”在词典中有多种说法，是铁、煤和木炭、墨、猪的别称。“乌金”作为猪的别名，出自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书中记载：“唐拱州人畜猪致富，号猪为乌金”。有趣的是，我国西南山区养的一种猪就叫乌金，在乌蒙山与金沙江一带，地域与形象、民俗竟如此有机地在猪的身上融合了，说明我国农耕文明中的猪文化内涵之丰富。所谓“乌金”，“乌”，指猪的颜色和属相为黑。猪色黑的概念形成，除了黑猪常见，与猪属亥有关。亥属水，方位北，色黑，亥的属相猪，故别名多取黑。“金”，则是说猪的财富价值了。

       猪同马、牛、羊、鸡、犬共为“六畜”，自古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的。在华夏的土地上，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先人就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其造型与现代家猪体态十分相似，证明当时已基本完成了对野猪的驯化。到了原始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猪成为了可以夸耀的财富标志。***骨或下颚骨被作为财产的象征，用作随葬品。在甘肃临夏大何庄的墓葬中，有十六块或三十六块猪骨陪葬的。可见养猪在中原和华南地区早已盛行，宰杀幼猪已经作为补充粮食不足的一种手段。

       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已有猪的舍饲，并发明了阉猪技术。先秦以后，养猪已不仅为食用，也为积肥，于是促进了养猪方式的变化。为积肥，人们设计了各种形式的猪圈，也改变了人类住房结构。同时，汉代已开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在选育优良猪种方面有了进展。魏晋南北朝时期，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饲养方式逐渐代替了以放牧为主的饲养方式。中国人的养猪经验日趋丰富。据晋张华《博物志》记载，当时已有几部《养猪法》流行民间。

       隋唐时，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唐代洪州（今南昌）的官办养猪场，规模可达数千头。到了宋代，出现了猪多价贱的情况，有诗文笔记记载，当时四川猪肉比蔬菜便宜。宋《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北宋末年京都（开封）从南熏门赶进猪的景象：“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说明了当时城市对猪肉需求的程度和养猪业的盛况。

       明清时期，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占地日益减少，牛羊放牧饲养方式受到限制，而猪的舍饲养殖得到了相对繁荣的发展。明正德十四年，出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因“猪”与皇帝朱姓同音，猪被令禁养，“旬日之间，远近尽杀“。然而，政令强制禁猪之事不可能长久。正德以后，养猪业获得了更大发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当时的养猪技术有过详细描述，蒲松龄也在《浦泖农咨》中引用民间俗语云：“栅中猪多，囷中米多”，反映出养猪以食用与积肥，已成为当时最佳营生手段。

       汉字“家”，上部象征房屋，下部象征豕。其有说法即是：房屋加豕，等于家。以《唐类函》为底本的清代官修大型类书《渊鉴类函》，保留了一个古老的说法：“猪入门，百福臻”。千百年来，民众的祈福心理，又使那肥肥的猪肩负着聚宝盆，这便是肥猪拱门的传统民间美术题材，是年画、剪纸、刺绣等世代因袭的画图。

       本文絮叨了中华民族的养猪史，无非是想说明，猪年，不仅有它的文化意义，也有它的经济意义。中国是农业大国，养猪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养猪一向在中国畜牧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猪为“六畜之首”，猪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肉食。今天，畜牧业产值已占中国第一产业总产值的34%，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就有1亿多人。其中，我国生猪规模养殖比重占到了52%之多。而且，我国养***数占全世界养猪数的46.9%，产肉量占全世界产肉量的45. 0%，充分证明了中国养猪业对全世界的巨大贡献。

       新春的吉祥物——亥年属相猪，这憨态可掬、富态可爱的值岁官，正行囊满满而来。它带着畜牧史的悠远时光，也驮来充盈古今文化和财富的聚宝盆。于是，人们猪年说猪，说生肖，说文化，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更要说一说“猪年是肥年”，说一说“肥猪拱门”。古语“猪入门，百福臻”虽是传统贺岁语，却展现了与***大众生活的融合，老话新意，是老百姓对幸福美满好日子的新春新期待。

猪群·汉代石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