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立政立：清廉政治的良好开始

杨雄、唐太宗、孙嘉淦雕像画像  （图源网络）

身立政立：清廉政治的良好开始

——读《资政史鉴》笔记之七 

小  序 

       《资政史鉴》由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隆重推出，取材于中华五千年经典史籍，分为政、谋略、用人、理财、治事、革新、修身、处世、清廉、教训共10卷本。此书探寻古代圣贤先哲治国方略，总结历史上治国安民的经验和教训，古为今用，为当代从政借鉴。笔者试图通读此书，并不揣浅陋以微博形式写些心得，与博友共同学习。

《清廉卷·安危所系篇·肩负重任》前言

       自古以来，各级官员承担着治理国家的重任，手中又掌握很大的权力。所以，官员的廉洁与否，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旺或衰败，决不可等闲视之。古代有远见的君王认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一心为公，清正廉洁，人民拥护；谋求私利，贪赃受贿，人民唾弃。这些清醒的认识，至今可供借鉴。 

孔子：自治治人 

       有人问孔子：齐桓公是因得到管仲而称霸的吗？孔子说此为“小器”。那么，何为“大器”呢？孔子说道：“先自治而后治人之谓大器”。“大器”就是要求君主应是高尚道德的楷模，作为最高统治者，治国安邦必须尊崇礼，提倡礼，在其人格上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性。“大器”就是执政者清廉治国的规矩和准绳。——读（汉）杨雄《扬子法言·先知篇》札记 

      附：杨雄，西汉官吏、学者、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对道家思想多有融摄和发展，对后世意义重大。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代表作品有《太玄》《法言》《方言》《训纂篇》等。

杨雄：身立政立 

       西汉思想家杨雄在《法言·先知篇》中说道：“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讲的是：建立政治制度的根本，在于执政者本身的表现。如果自己树立的榜样良好，那就是良好政治的开始。杨雄强调个人在行政措施成败中的作用，地位越高，影响面就越大。上层官员的个人爱好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下层的活动。——读（汉）杨雄《扬子法言·先知篇》札记 

       附：《法言》是扬雄晚年之作，全书共13卷。《法言》仿效《论语》的体裁，多为简短的答问、解说或反驳。扬雄的思想虽有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印记，但在人生观和社会政治观方面则基本上属于儒家。扬雄对儒家思想既有因袭和继承，也有改革和创新。

韩非子：公私分明 

       战国时著名法家韩非子说过：“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审。”他认为，作为国家的禁令，主要是弄明白公与私的区分，要明白依法办事。只有去私恩，才能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是君王和人臣应当执行的公义，如果大家追逐私利、妄讲义气，国家必将大乱。看来，中国的政治进程，早就意识到了公与私的界限。 ——读《韩非子·饰邪》札记 

      附：《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该书重点宣扬了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之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管仲：君王之道  

       春秋时，齐桓公与管仲有过一次有道君主与无道君主人格的对话。在讲到七条“无道君主”表现时，管仲列举了“大其宫室，高其台榭”、“进其谀优，繁其钟鼓，流于博塞，戏其工瞽”、“敖其妇女，撩猎毕弋，驰骋无度，戏乐笑语”等三条奢华腐败行为。“圣人在前，贞廉在侧”，君主人格具有清廉的导向功能。——读《管子·四称》札记 

      附： 《管子·四称》是我国古籍《管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管子》第三十三篇。《管子》是一部记录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的书籍。大约成书于战国(前475～前221)时代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管子》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

唐太宗：平恕无私 

       贞观年间，房玄龄上奏唐太宗，反映秦王府一些旧臣对过去东宫和齐王府身边的人先于自己做官的怨恨之情。唐太宗严肃地说道：“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诚然，细数凌烟阁24位李世民最为看重的大臣，只有三分之一是他的嫡系铁杆追随者，而与李世民亲近程度不高的人也有不少。平恕无私，才能聚拢人才。——读《贞观政要·公平》札记 

      附：《贞观政要》是著名的贞观之治的翔实记录。吴兢撰此书，是为“垂世立教”，“义在惩劝”。它成为后人批评腐败政治的武器和清明政治的蓝本。全书共10卷40篇，分别辑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

孙嘉淦：君王好恶 

       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重臣孙嘉淦，以敢言直谏而出名。他说过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圣人在下，过在一身；圣人在上，过在一世。”意思很明白，这无非是告诫皇帝，你所发生的过错，将会影响一个时代。君主的好恶，引导着社会民众的心理倾向；君主自身道德品性的高低，也决定着民众的道德品性的高低。——读（清）孙嘉淦《三习一弊疏》札记 

      附①：孙嘉淦，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前期一位功绩突出的又有胆识的宰相级官员。史家评价说，“嘉淦初为直臣，其后出将入相，功业赫奕，而学问文章亦高，山西清代名臣，实以嘉淦为第一人”。

      附②： 《三习一弊疏》，是清乾隆时孙嘉淦的一份奏稿，被后世称为“大清第一名疏”。“三习”指的是“耳习、目习、心习”，它抨击了突出个人权威，忽视民众呼声的弊端，是对保护健康向上的民族精神素质的一次呐喊，很有现实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