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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r ancestors who didn’t have the benefit of a worl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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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客 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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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活驴肉的贪官何以极尽豪侈    收藏
当日阅读次数:13    当日博文总阅读数: 305


清朝官员豪饮图  (图源网络)


 

好吃活驴肉的贪官何以极尽豪侈


 

       乾隆年间,山西巡抚王亶望特别喜好吃驴肉丝,为此他的厨房中有专门饲养驴的人,养了好几头肥而健壮的驴。每当王禀望要吃驴肉时,厨师就在驴身上找一处最肥美的地方,直接用刀割一块下来,立即烹调好送到王亶望面前。驴身上被割了一块肉的地方鲜血淋漓,厨师就用烧的通红的铁块烙一下,于是血就会立即被止住。

       王亶望还喜好吃鸭子,而且必须是填鸭。他也有专门养填鸭的人,饲养方式与都城的填鸭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不让填鸭活动罢了。蓄养的方法是:取酿制绍兴酒的坛子,将坛底敲掉,把鸭子放进坛中,然后用泥土封住坛底,使鸭子的头颈伸到坛口之外,再用动物油和饭喂养。当然,坛子后面要留一个洞,供鸭子排粪便用。这样养上六、七天,就可以养得很肥很大了,这种鸭子的肉非常细嫩,像豆腐一样。如果王亶望偶然想吃豆腐,就要杀两只鸭子熬汤,然后用鸭汤煮豆腐,这样才能送给他吃。

       这是清代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中记载的一段史实,姚元之为之叹道:“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终也。”那么,王亶望凭什么吃鸭专门吃“填鸭”,吃驴临时来“活剐”呢?正如王亶望被查抄后自己承认的那样:“我自己家资本本不多,所有现查出的银物大半都是婪索得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王亶望,自举人捐纳知县,累迁至浙江布政使,乾隆三十九年(1774)移甘肃布政使。他在历史上的出名也就是臭名昭著,正是在甘省期间的“乾隆朝甘省折监冒賑案”。甘肃冒赈一案缘于捐监。清代捐纳监生始于顺治六年,定例于康熙四年,乾隆十年又规定:生俊捐谷一百七十石就可以得到监生的资格。甘肃曾实行过“捐监”,又曾一度停止。后来甘肃仓储不足,经陕甘总督勒尔谨奏请清廷获准,于乾隆三十九年又开始在甘肃各地开捐。当时任山东布政使的王亶望,被乾隆调补甘肃布政使,受皇帝之命,亲自主持捐监。

       这次开捐,王亶望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让监生将应捐豆麦折为白银,这样就为王亶望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王亶望调蒋全迪为兰州知府,专门办理“捐监”事务。蒋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图办事,将私收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从中取利。甘肃各级官员利用“捐监”,几乎个个中饱私囊,而王亶望贪污最多。后来查抄王亶望名下资财,除珠宝玉器衣服及田产等项不计外,所有查出的金银数目及铺面估值变价银数“共银一百零八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两二钱”。

       在甘肃主持捐监期间,王亶望权势大增,贪欲爆发。据王亶望本人后来供认。我得过属员银两甚多,所以外人编个口号(民谣、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事实确如所言,没有银子,要见面都难!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时选赴藩司衙门要见王亶望未果,后送银一千两递进,才见到王亶望。至于勒要属员物品,让属员代买皮张、衣服、古董等他从来就不给价。他属中随从的很多亲戚报捐监生,他从来不交银子,只叫属员填给实收,银子就算在了属员的帐上。他供认,在甘藩司三年任内,送银送物给他的人多得连他也记不清。正如他的下属常常议论的那样“王亶望无人不向婪索”!作为藩司,他还将每年本应发给各州县用于运粮赈灾的“脚价银两”三万二千两,装入自己的口袋,并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属员对他的孝敬”。

       王亶望之所以如此贪婪,如此嚣张,就是仗着他手中的“生杀”大权。他说过:“有州县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灾分报多些,有些州县待我平常的我就不准他多报”。他推行“竞定分数开单派各州县照单开报”,目的就是使各州县官多给他送银送物品。王亶望要盖房屋,为赶在上冻前建好房屋,皋兰县知县程栋令工匠用热水和泥,计费银二万两。作为对程栋的回报,每年灾赈报销时,王亶望就让程栋多报一二万石赈济粮银。于是,各州县官纷纷效法,送银的名目繁多,什么节礼银、盘费银少则几百两,多者上千两。设想,如此权势,吃活驴、吃填鸭又算得了什么?!



 吃活驴肉的贪官何以极尽豪侈

影视剧中王亶望剧照


 

       当然,王亶望的奢侈生活,在清朝官场绝非个别现象。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期以降,社会安定,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之称,社会上吃喝之风盛行。上层社会,官场交往,腐败与奢侈并行,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豪奢之风。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吃喝风盛行,以宴席种类繁多记录,有烧烤席、燕菜席、鱼翅席、鱼唇席、海参席、蛏乾席、三丝席诸名目。以碗碟多少大小记录,有十六碟八大八小、十二碟六大六小、八碟四大四小等。以应酬之繁,当以京师为最。王公大臣、八旗贵族和士大夫之间的官场交际、往来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当时有人叹曰:“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即使是地处偏远的甘肃兰州,也是“宴会,为费至巨,一烧烤席须百余金,一燕菜席须八十余金,一鱼翅席须四十余金。等而下之,为海参席,亦须银十二两。”

       无怪乎,有学者说:在中国饮食发展史上,帝王与权臣贵族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而最好的美食总是首先出现在帝王与贵族的豪华筵席上。中国的饮食文化是与权力挂钩的,史料显示,先秦时期的饮食礼政已经相当完备了,直至清代,官场上的豪奢饮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亶望只不过是其中一位佼佼者而已。

       “乾隆季年,诸贪吏首禀望”。这桩发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的集体众贪大案,震惊朝野。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伪灾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此案牵连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县官员一百一十三人,追缴赃银二百八十万余两,连乾隆皇帝也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最终,王亶望、蒋全迪被处斩刑,王廷赞处绞首,勒尔谨赐死;其余贪污数万两的巨犯斩首五十六人,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者数十人。

       乾隆帝坦承,查办此案实在出于无奈而不得不办,在办理过程中也不忍大办。捐监是此案的诱因,冒赈是其必然结果。后人评论,乾隆执法之严为前代之罕见,然而“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王亶望大案显示大清江山衰败之势已是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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