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学术研讨会记要（再上井冈山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

学术研讨会记要（再上井冈山记行 之二）

刘惠恕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阴。全天召开学术研讨会议，大致情况为：上午8时至12时召开会议，中午休会。下午2時至5时30分，复会。晚7时，会议组织者唐莲英老师带领与会代表攀爬井冈山干部学院后山。

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43篇，其中5篇为二人作者。另含《保持党的纯洁性研0究》课题组向大会递交的《党的生命线在老区延续》调查报告一篇。所有向大会递交的学术论文均被收录于《社会主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与会代表人手一册。

会议由唐莲英老师主持，会上共有20余位代表发言，发言内容环绕着与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相关的历史经验、思想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党群关系、反腐倡廉等五个方面展开。大会最后由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梅黎明教授做总结。梅院长指出：“这次研讨会是学界思想的交流碰撞，纯洁性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党史专家的兴趣之内，既要走进党史，又要走出党史，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中的行为指导，要将党的历史沉淀的经验与我们的实际工作相结合，将研究成果与干部教育培训相结合，让党史、党建研究成果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2]

这次学术会议的重点发言，是唐莲英与董欢老师向大会所做的学术报告《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对“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历史贡献》。两位老师在发言中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的历史经验教训，指出：这场发生在苏、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灾难，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这恰好印证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由此出发，两位老师深入探讨了马、恩、列、斯有关“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学说，具体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的四条早期历史经验，即：在思想上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树立坚定的理想信仰；在组织上防止投机分子混入，阶级成分的无产性与群众性；在党群关系上防止脱离群众，非我利益选择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制度上纪律的严密性与集权化，防止腐败滋生。两位老师最后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防止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五条具体建议，包括：在思想上与时俱进，保持理论的清醒和信仰坚定；在组织上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在作风上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发挥政治优势；在制度上优化干部选拔制度，矫正党员政治理想；在反腐倡廉上提高有关意识，强化监督机制。

我同意梅院长对于会议的总结，以及唐老师、董老师在大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我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势力之所以逞尾大不掉之势，如果撇除国内外环境变化因素不谈，与中央所提出的“反腐败”思想未能在制度上具体落实有着直接关系。而唐老师与董老师的论文，是就中共党建的根本问题而发，很好地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官的“直笔”精神，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文章的理论思维力量，转变为梅院长所说的“实践中的行为指导”。

而此处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官“直笔”精神，其典故来历为：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把国君杀了，齐太史在史简上直书“崔杼弒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的二弟又继续写，被杀，第三个弟弟仍照写（古代史官为家族世袭制，记史史官为“太史”，又称“北史”），崔杼无奈，只得从其所写。而待北史官出，又遇到拿了照样写着“崔杼弒其君”竹简的南史官前来见崔杼。原来他听说北史官兄弟三人都被杀光，记史之事只能由南史官来书写了。听北史官叙说已如实照记，南史官方回家。此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记：“大（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太）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另一事为：春秋时，晋灵公被大夫赵穿（赵盾堂弟）杀死，晋国主卿赵盾未加处置，太史董狐把账算在赵盾头上，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经争辨无效，从其所记。而孔子闻其事，称赞董狐为“良史”。此事见《左传·宣公二年》所记：“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赵盾）未出山（国境界）而复。大（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赵盾）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 亡（逃亡）不越竟（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赵盾）曰：‘乌呼！《诗》曰：‘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诗》中说：‘我心里怀念祖国，反而给自己留下忧伤。’这话大概说的是我吧。）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竞（境）乃免。’”[3]

上两件事，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史官对于职业的忠诚，这也就是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赞扬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官的这种直笔精神，是《二十五史》得以传承至今并被翻译成多国外语的真实的原因。因为其所记史实，可供后人探讨古今兴亡的真实原因。尽管“文革”中将其作为“帝王将相的历史”，一批再批，但却仍在领导人的案头摆放，因为无人能够否认这二十五巨著中所蕴含的历史真理。我一直以为史学工作者如不能将其所知晓的真实历史告知世人，便是对本职工作的渎职。而唐老师与董老师在大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之所以说很好地发扬了中国古代史官的“直笔”精神，是因为文章的立论，克服了中国史坛一度蔓延的“报喜不报忧”、说假话的不良风气，为加强中共党的建设，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在此顺便提一下唐老师的另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即由她与叶福林、丁仁祥共同主编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史论》[4]文集，历经十年之久，最近已由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我曾翻阅过此书，深感东固历史事件的悲壮。我读此书的重要心得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不是由于政治路线指引的结果，而是由于千百万革命烈士以及志士仁人为其所忠诚的信仰与事业献身的结果，因为路线是要靠人去执行的，如果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因此在此，我也顺对唐老师“直笔”治史的精神加以点赞。

我向本次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是《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试图说明的基本观点是：

《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颁发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我党入城前夕，即已预见性地告诫全党在入城之后，必须要从思想上重视防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继续发扬我党的光荣传统；并在我党入城之初，从实践上指导了“三反”、“五反”运动的进行，铲除了一部分党内腐败分子，打击了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党干部的凶焰，这对于全党起到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并保证了建国初期二十年我党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它的历史局限性及主要教训则表现在：未能提出我党必须注意从干部使用制度与干部监察制度建设的根本上，解决党内腐败问题。这就使其成为我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和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不得不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这一局限性具体表现于：在入城之初，未能把入城后我党的自身建设工作，作为一个特殊问题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当时最急需解决的恢复与发展城市生产的一个隶属问题来对待；重视了我党入城后外来敌人的进攻与腐蚀问题，而未能重视我党入城后，在从事和平建设工作新环境下的自我蜕变问题，甚至是未能提出这一问题；指出我党入城后，应“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群众，争取知识分子”，[5]但并没有提出依靠人民群众对我党实行监督的具体要求，这就容易导致我党入城后与人民群众距离的拉大，导致这一现象的历史因素是：我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从苏联传来的阶级出身（家庭成份）决定人的政治立场的理论，对知识分子存有根深蒂固的疑虑或防范心理，而未能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为在人民群众中，只有知识分子掌握舆论监督工具）；没有找到入城后为防止党内滋生腐败现象、在党内实行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没有回答假如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最高领导者违背了党的纪律，应该怎样处置的问题，这就失去了对于入城后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以及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制约力量。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新近提出的“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6]的指示精神，是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未能解决的历史问题——进城后如何完善党的干部使用制度与监察制度、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而发。这一思想如转化为实践力量，一定能永葆中共党组识的先进性与纯浩性。

我的发言在会议上颇赢得了几声掌声，会间休息时，有新疆克拉玛依市委党校的刘老师私下与我交换意见，认为我的发言深入到党史研究的一个禁区。而我则认为：如果要正确吸收“苏、东失败”的历史教训，相对于我党来说，最重要的是防止党的信仰的坍塌式失败。所谓“坍塌式”，是指：先是“以线划人”的干部路线，把一些敢于坚持原则的干部排斥出领导队伍，制造类似于彭德怀下台的悲剧，当然更多是非典型的潜移默化的换人。第二步是某些执掌权力的干部嘴上仍讲着旧有的理论，但是他们实质上并不信仰这种理论，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这样便导致党的干部队伍滋生出大量腐败分子，并同時派生出严重的社会腐败现象。第三步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而派生出社会上大量“维权式”的群体事件，把民众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他们根本不相信党的干部所讲，而一旦国家遇到真正的危机，却得不到民众力量的支持，旧有国家权力机构便会迅速解体。而前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政权之所以会迅速瓦解，就是这一现象的转演。而现今中共党人之所以要反腐败、保持党的队伍的绝洁性，试图解决的也就是这一时代赋予的、不得不解决的政治难题。

而现今回想起我当时的持论，我认为是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因为重要旁证是：香港“反修例”风波已闹了半年之久，[7]而大陆却始终波澜不惊，大多民众一直与政府同心。试想如果不是习近平总书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反腐败”措施深入人心、得到落实，大陆是做不到这一点的。[8]

散会后约6时晚餐，晚7时许，唐老师为导游，带领与会代表攀爬井冈山干部学院后山游览。要上后山，得先过教学楼，教学楼前见陈列有巨大的木化石两块，色泽约黑白相间，十分美观。估计价格非菲，询问来处，讲是来自中缅边界地区，因地壳变动生成。至于是买是赠，则不得而知了。

后山的基本布局是有山头三座（均在校园内），有一道山涧自山上流下，汇聚成潭，称“汇龙潭”、有“崇学桥”跨越潭水两侧，周边古木甚多。潭水沿地势下行，将井冈山干部学院分为东、两部分。西部为宿舍区，东部为教学区（校园座北朝南）。我们是沿着西部教学区的山路上的后山主峰。当时虽已入夜，但山阶修得很好，两侧有路灯照明，可供伴行。山上有五亭，分别为：诚心亭、公明亭、仰日亭，步云亭、临风亭（亭上均有匾），身临每一亭中，均可俯视茨坪镇万家灯火，颇为壮观，这可以说是井冈山干部学院后山上的一道风景线。而类似景观，我只是早些年到山城重庆参加学术活动时，方曾见到过。

（井冈山干部学院后山）

我们沿着后山山路登攀，先经诚心亭、公明亭，当抵达仰日亭时，天上下起了细雨，同行教师均散去。由于原说后山有五亭，而现在只登临了三亭，我有些游兴未尽，认为攀登未曾到顶。且当時天雨甚稀，我又知道此生再无机会登后山了，因此决心继续找寻。仰日亭三侧均有山阶，我往返三次，发现均为下山之路，我方知所谓“仰日亭”，实为后山的至高点，是以名“仰日”。最后我沿左侧山阶下山，先后过步云亭、临风亭，来到专家楼南门，此处已是后山山脚，位于学校校园的东区（我们上山时是沿校园西区山路）。

由专家楼南门再前，便是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学员楼（学员宿舍楼）。适逢该院老师、也是我们这次学术会议的参会代表李春耕与谢建平老师在楼前闲聊。谢老师原是唐莲英老师的研究生，不知从哪尔得知我出版有个人文集《刘惠恕文存》，[9]内收有我1993年在上海市建委组织处参与上海建设系统基层党组织建设状况调查时所写的调研报告：《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过程中，影响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原因及对策研究》，向我讨要，表示他正在从事企业调查工作，需要参考。李春耕老师也同时讨要。我表示书可以返沪后挂号寄与，但必须告知准确通讯地址，以免我重复寄书。而返沪后，我便按这两位教师留下的地址，寄赠了拙文集，并各加赠我2008年主编出版的中华传统诗集《神州纪游》[10]各一册。而当晚攀爬后山时，我曾即兴吟七绝一首，顺给二位老师题于书屝上作念。仅记此事以保留生活中的记忆，并附诗于下：

七绝  夜攀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后山即笔（2013.5.1 ）

汇龙潭险多兰馨，1    仰日亭张山雨迎。

井岗更深无坦路，    凌高方见万灯明。

注1：汇龙潭在后山脚，水中多马兰，夏季开紫花，旁有崇学桥可跨。

晚9时20分返寝室，记日记毕，入眠。

2019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