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的主要抗战业绩，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游击队是始终坚持在上海近郊对日军作战的唯一战斗部队。用事实反驳了近年来社会上有人所散布的“新四军不抗日”的慌言。

活跃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队

刘惠恕

上海浦东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是指位于黄浦江东岸，包括原奉贤、南汇、川沙三县和上海市区一部分的地块（1992年已另设浦东新区[1]）。这块地南北长约60公里，东西长约40公里，由于其夹于长江入海口和钱塘江入海口之间，而被当时日本侵略者称之为“浦东半岛”。[2]抗日战争时期，在浦东地区活跃着一支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它与活跃于上海郊区的青浦游击队、嘉定游击队、崇明岛游击队一起，给予侵华日军势力以积极打击，有力支援了全国的抗战运动。本文仅对活跃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事迹加以考证。

一、关于浦东抗日游击队的组建

根据文献资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曾遭受到严重破坏。抗战全面爆发前夕，193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决定迅速恢复和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并派刘晓到上海主持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工作。[3]

1937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上海重建中共江苏省委，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五人组成。其中，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1939年11月增补刘宁一为委员）。省委的工作是：以上海市为重点，领导江、浙两省地下党的工作，同时担负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武装斗争的重任。[4]同月，成立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军事运动委员会（简称“军委”），张爱萍任军委书记（年底去武汉工作）。[5]

同月，上海在日军进攻下沦陷，大批国民党军西撤，稍后，日军控制了沪杭铁路。针对这一形势，1937年11月19日，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指出 ：“党的工作不能束缚于租界之内，应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向上海近郊各县扩大，开展日寇直接统治区域的工作。在农村中对于散布各处的零星军队，应予以正确的政治领导，迅速使之变成群众的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6]同年12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陈静、蔡辉到浦东地区开展农村抗日武装斗争。

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经长时间谈判达成协议，将在湘、赣、闽、粤、浙、鄂 、豫 、皖等南方（黄河以南）8省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的有关电令，正式认可了这一协议精神，并委任了军事编制。[7]而上海地近浙东，因此，上海抗日游击队的组建活动一开始便被中共江苏省委纳入了浙东新四军的活动范围。

根据中共江苏省委1937年11月19日《决议》精神，1938年春，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的外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简称“工委”），沙文汉任书记。外县工作委员会通过省委所属党的组织和各系统外围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工人、职员、学生到沪郊开展抗日武装斗争。[8]1938年2月，中共党员周大根受组织委派，自上海难民收容所返回南汇县泥城，同吴建功一起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同年8月，中共浦东工委通过思想倾向进步的地方实力派连柏生（小学教员出身，时任国民党南汇县二区区长）与南汇县保卫团团副孙云达的关系，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连任中队长。当年夏，在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下，蔡辉在奉贤县泰日桥地区筹组“奉贤县人民自卫团”。[9]

以上所述，为新四军浦东抗日游击队活动的起端。从中可以看出，浦东抗日游击队在组建之初，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着抗日活动。

二、关于浦东抗日游击队的早期活动（1938年2月──1942年夏，连柏生时期）

浦东抗日游击队自成立起，其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早、晚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38年2月至1942年夏，约四年半的时间，亦可称之为“连柏生时期”。第二时期为1942年夏至1945年8月，共三年时间，亦可称之为“朱亚民时期”。

关于浦东抗日游击队的早期活动，最早记载见于梁山所写《新四军在浦东》一文，载于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旁证材料尚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的《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以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的《连柏生纪念文集》。

根据上述文献所记，浦东抗日游击队的早期活动情况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大批国民党军仓皇西撤，日军控制了沪杭铁路。当时在浦东来不及撤退的国民党军有忠义救国军别动队和张发奎军等不下万余人。他们有新式武器装备，不积极抗战，却忙于相互间的兼并战争。1937年底，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第二纵队指挥周岐凤并吞了张发奎军所属的罗日明部；1938年9月，忠义救国军八支队司令丁锡山率军进攻该军四支队司令兼南汇县长于陶生；1939年3月，丁锡山又与该军三支队司令兼川沙县长李子明火并，李不支逃亡，谷守信替代其位；同年8月，丁锡山又打跑了谷守信部。

而在日军进攻之时，独撑浦东抗战危局的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浦东抗日游击队。这一时期浦东游击队所经历的重要战斗包括：

　1938年12月16日，泥城伏击战，由于伏击行动被日军提前发现，周大根指挥的“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中队”受挫，牺牲28人，周本人亦壮烈牺牲。二中队余部7人后编入连柏生的四中队。[10]

1939年初春，日军进占南汇县城，“保卫四中”与从奉贤来长沟乡活动的“保卫二中”并肩袭扰了南汇县城内立足未稳的日军，迫使日军不久就撤离了南汇县城。[11]

1939年3月间，连柏生指挥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在祝桥伏击日军，打死日军4人，打伤4人，自我牺牲6人，伤3人。此后该部队影响日大，扩至全县。[12]而据连柏生本人回忆：祝桥之战发生在1938年11月，当时“部队夜袭祝桥镇日军守备队，并散发抗日传单。”[13]

1939年5月31日，“保卫四中”与“边抗四大”（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在潘家泓南北夹击来犯日军，打死4人（其中击毙日军官1名）、打伤4人。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和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4]另据潘林儒回忆：“到1939年5月底，连柏生部队在潘家泓和“边抗四大”联合设伏，抗击从川沙、祝桥等敌据点出动的日军。我们虽然牺牲了6人，受伤3人，友军伤亡20多人，但打死日军也有10多人，听说其中还有1名军官。”[15]

1939年下半年，经中共浦东工委运作，将“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四中队”改名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连柏生任大队长。[16]他指挥部队克服“扫荡”中的困难，为坚持浦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初步基础。[17]另据连柏生本人回忆：“1939年6月，经我通过关系，将‘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我任大队长，王才林任大队副，林有璋任军需，沈光中任教官。下设2个中队、1个特务区队。一中队由王义生任中队长、张大鹏任中队副、王三川任政训员。二中队由陈静（浦委书记）兼中队长、张晓初任中队副（后为张席珍）。特务区队队长由林有璋兼任（后为戚大钧）。”[18]

1939年间游击队经作战所取得的重要军事成就之一是：破坏了日军在沪的水电设施，牵制了日军投入侵华主战场的兵力。1939年2月3日上海《申报》有这样一则报道：《浦东游击队破坏水电供应，日占领区于黑暗状态，自来水管仍无修复方法》。据该报道：

“浦东沿浦江边日军盘踞区域，前晚7时，又发生一度纷扰所有电灯完全熄灭，陷于黑暗状整中，日军与伪警分投出动于各要道，宣布戒严，东昌路对江渡提早封锁，各商店闭门打烊、路人绝迹，成为死地，同时自来水一项，亦告中断，各老虎灶无水出售，居民被返提早睡卧，一若战事迫在眉睫，日伪惊忧一夜，并无动静，直至昨晨天明后，情势稍松，各街道秩序恢复，惟自来水仍未通。全日来源断绝，各老虎灶无法复业，居民均设法挑取浦水与河浜之水饮用。据悉水电断绝原因，系被游击队破坏所致，电线割断之处，系在浦东大道上，昨日白昼，已由电厂查明毁损地点，派工匠修复，惟自来水破坏在何处，尚未查出。故今晨能否恢复出水，尚成问题，足见浦东游击队益趋活跃。”[19]

1940年初，“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在二灶泓伏击战中，打死日军一小队长，经汪伪报纸刊登，震动浦东。[20]同年2月25日，日军集中2000多兵力，企图围歼“抗卫二大”。战斗一直持续到三月间结束，被称之为“三月扫荡”。当时日军北起江镇、南迄老港、西至钦公堂一线，对游击队展开全面进攻，海面上则派出汽艇相配合，实行水陆合围。“抗卫二大” 大队部和“二大一中”干部、战士五十多人，被压缩在东西十余华里、南北三十余华里的狭小地区，被捕者十余人。“二大一中”区队长林阿本等六人在二灶泓被敌人抓住后，当场遇害。中共浦工委委员朱君务、叶深中等六人在望楼乡被捕后，关押在祝桥镇上，敌人派商会会长来劝降被拒，任凭拷打，坚贞不屈，最后全都被敌人用剌刀刺死，“临死前，还高呼口号，体现出了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抗卫二大”大部在日军围剿战役中，由于民众掩护，得以突围。连柏生本人因病不能突围，在祝桥东北望楼乡半塘村杨家宅附近躲入一民宅，农妇傅家囡让连抱着其子睡在床上，蒙上被子，日军追问时，回答是其丈夫，因生病发高烧，不能惊动，得以脱险。[21]另据回忆：3月某夜，“抗卫二大”部队转移时，队伍在离敌据点氽来庙一里多路的地方渡江，不小心翻船，一挺机枪沉入江底，附近村民闻知后，自动地在冷风刺骨的黑暗中协同打捞了五夜，才把机枪捞起。这件事感动了游击队全体战士，提高了他们杀敌卫民的觉悟。[22]

在日军“三月扫荡”中，游击队之所以蒙受巨大损失，据连柏生回忆，其原因为：国民党汪精卫集团1939年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京、沪、杭一带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和地方自卫队逐步分化瓦解。浦东的于陶生、李志明部队撤走，丁锡山、[23]顾立峰、陈王武等部队先后投降日军，公开反共。惟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卫二大”坚持独立抗战，是以蒙受重大牺牲。[24]另有回忆文献指出：1940年3月，日军集中二千余兵力“扫荡”浦东，当时驻浦东国民党军所属的“边区人民自卫总队司令”张惠芳（阿六）军及丁锡山军（被民众称“十一军”，十一两字为土，“十一军”即土匪军，因丁部在浦东无纪律，故谓）相继投敌“剿共”，“奉南川保安队副指挥”徐承德（后来在苏北被新四军打死）军则早在“上海邑人”组织“大道市政府”时，已挂起了“太阳旗”。 而当时留守浦东的少数未投敌国民党军或逃亡，或漂海干起“没本钱”的行当。[25]由此亦可见当时浦东游击队坚持独立抗战所处环境的艰巨性。

“三月扫荡”结束后，为了团结驻浦东的国民党余军抗战，“南汇县抗日自卫队第二大队”接受改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连柏生任支队长。[26]此后，浦东抗日游击队获得较大发展，“从1940年底起先后成立了15个常备中队，为便于加强统一领导，组建了常备大队部。”[27]而据连柏生本人回忆：1940年8月，部队需要扩大编制。为贯彻“灰色隐蔽”的方针，“我和张晓初一同去上海打通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指挥部的关系，取得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的番号”，“抗卫二大”“从此扩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我任支队长，王才林为支队副，蔡群帆为政教，胡汉萍为军需，下设四个大队，一个常备大队，大队下设若干中队。” [28]

1941年3月进行蔡家桥战斗，机枪手范广元一排子弹打倒了4个伪军，冲进街时，他的左肩负了伤，右眼也被打瞎了，但还是不下火线，抱着机枪冲入敌营，咬紧牙关忍着剧痛，将室内的伪军又打死了六七个。战斗结束，他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休养，第二天被敌人抓了去，囚禁了四个多月没有屈服，于当年夏天的某夜越狱归队。[29]

由于“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民众的支持下，坚持敌后抗战，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长为“坚持浙东敌后抗日战争的劲旅之一——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30]1941年春，日军进攻浙东，第五支队主力分批跨海南征援战。1942年夏天，浦东敌伪军计划“清乡”，第五支队主力相继南下，“仅留下诸亚民（朱亚民）带了12个同志坚持浦东敌后的抗日战争。”[31]

　 关于“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发展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五支队”的过程，

据连柏生本人回忆为：

“1941年5月，我部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陆续派部队去浙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先派蔡群帆、林有璋率领五支队第一、第四大队130多人去了浙东。此后，伪军丁锡山部的第五十团中，由我党控制的力量也先后南渡浙东，取得了‘鲁苏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的番号。1942年6月，谭启龙、顾德欢、我和张席珍等率领‘五支一大’，也由浦东到了浙东。1942年7月，华中局决定成立以谭启龙同志为书记的浙东区党委，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坚强的核。同年8月，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改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为司令，我为副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一整编浙东的主力部队为三、四、五支队，另外派朱亚民等12人组成一支精干的短枪队，回到浦东地区坚持抗日斗争，以保持党在上海外围的抗日阵地，该部队以后发展为1000多人的淞沪支队。”[32]

由于连柏生赴浙东后，已成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高级指战员，不再返回上海浦东工作，这样，浦东抗日游击队便进入到了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朱亚民时期”。

浦东抗日游击队早期活动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为末来新四军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两位优秀指战员——连柏生与林达。两人的简历分别如下：

连柏生（1908─1992），南汇县祝桥镇凉亭乡人，抗战时期上海浦东“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当地民众的习惯称谓是“连柏生部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38年9月，任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中队长。1939年6月，“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连任大队长。1940年8月，“抗卫二大” 扩编为“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连任支队长。194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5月，根据中共江南区党委“向浙东三北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率部分批南渡浙东，任“第三战区淞沪纵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副司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公路总局局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公路工程总队长、国家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与部党组成员、中共中央中西南局计委副主任、四川省科委副主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33]

林达（1914—1947），原名林有璋，南汇县(现上海市南汇区)二灶泓人，上海新陆师范毕业。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上海后，协同连拍生一起创建“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后扩编为“南汇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在此期间，先后任部队的特务长、军需、中队副，兼任长沟乡乡长，负责筹集部队的给养。194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卫二大”扩编为 “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后，任五支队第四大队大队副。1941年6月，奉命率部队南渡浙东，1942年8月任“第三战区淞沪纵队三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长。1944年1月，三北游击队改称“新四军浙东纵队”后，任三支队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长。1947年7月18日，为反击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阵亡于鲁西南战场，时年33岁。[34]

三、关于浦东抗日游击队的后期活动（1942年夏──1945年8月 朱亚民时期）

研究浦东抗日游击队的后期活动情况，最重要的文献资料有当年游击战争的组织者朱亚民（1917─2012）撰写的回忆著作《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35] 该书不只是收录了朱亚民本人的回忆资料，同时还收录了这一活动其他参与者在不同年代撰写的回忆文章（先此已发表于国内报刊上）。其他相关资料尚有：新华社驻浙东分社记者梁山撰《新四军在浦东》（前介）；洪韬解放初撰：《浦东平原的八年》（著作）；[36]姚金祥、周正仁编著《上海平原游击队》（著作）。[37] 等等。

根据朱亚民自述，其原名朱永林，14岁时进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厂当徒工。“一二八”事变后，上海局势不稳，中华书局印刷厂迁香港分厂，朱1936年9月随赴香港。1938年3月，朱经袁心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使用名为朱复。[38]1940年2月，朱复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廖承志的指令，带领一个几十人的“回国服务团”准备到新四军军部参加抗日工作。为了回国后开展工作的方便，朱复更名为“诸亚民”。“回国服务团”抵沪后，大部分人参加了谭震林指挥的新四军东路军，朱则被上海地下党留下，在外滩领导法租界的一些地下党员和一个国际电台的工作。一日，有个开小差的“回国服务团”成员在上海街头碰见了朱，朱将这一情况向组织汇报，上海地下党为了安全起见，立即将其转移至浦东，参与淞沪抗日游击队工作。“诸亚民”的公开职务是任南汇县“抗卫二大队”（挂国民党番号）二中队政治指导员，在地下党内，则担任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的军委书记。至此，从未接触过军事工作的朱亚民，开始从一本日本人注释的商务印书馆版《孙子兵法》及德国人克拉塞维茨的《战争论》二书中学习军事理论。[39]

1942年2月（当为8月底），由于日军对浦东抗日游击队准备实施大规模的“清乡”，朱率浦东五大队的最后一部分人员渡海撤至浙东。[40]而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要求朱亚民带领一支短小精悍的便衣武装重回浦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年9月初，朱从原浦东部队中内挑选了11个人，换了11支短枪，从浙东古窑浦坐船漂海回浦东。这就是当时民众盛传的“十二条好汉下浦东”的故事。至此，浦东抗日游击队开始了朱亚民的实际指挥时期。[41]在“诸亚民”时期，浦东抗日游击队所取得的重要业绩包括：

 1942年10月以降，惩治汉奸地主韩鸿生、偷袭日军“检问所”、突袭南汇下沙镇伪据点惩治汉奸，打开工作局面。

韩鸿生为南汇县大团镇恶霸地主，第一个领鬼子进镇，当上了维持会长和商会会长，无恶不作，民愤极大。朱亚民“短枪队”打扮成“清乡”工作人员，把韩骗出家门当场枪决。此后，“短枪队”又利用日伪矛盾，偷袭海边苏家码头日军建立的“检问所”，打死三个鬼子，缴了一个伪军班的枪枝。不久，朱亚民又率小部队偷袭南汇下沙镇，把该镇的伪镇长、警防团长、情报队长、警长、清乡主任等大小汉奸共13个，全部消灭。[42]

“短枪队”的这些最初军事活动，有力粉碎了侵沪日军1942对浦东发起的“清乡”活动，使新四军游击队在上海郊区站稳了脚跟。

粉碎日军1943年“清乡”活动。

日军不甘心1942年“清乡”的失败，1943年春天，再次发起对浦东游击队的“清乡”军事活动。游击队则采用不断偷袭日、伪军零星哨所的手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积小胜为大胜，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游击队的主要战斗包括：夜袭新场镇伪保四团刘铁城的一个中队，将100多名伪军全部缴械。偷袭钱家桥日军据点，打死了十余名日军士兵，缴获了新发下来的九六式轻机枪。经庙泾港伏击战，打翻日军脚划船一艘，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策反伪军刘铁成部下的几个中队长，利用泰日桥日、伪军内部矛盾，促使一个伪军中队长打死八名鬼子，率领一个中队伪军反正。这一行动，引起伪军内部动摇及日军对刘铁城伪军部队的疑虑，将其撤出浦东。[43]

上述游击队的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一是使其自身军事实力迅速发展，经一年反“清乡”战斗，浦东游击队已“不再是12个人的短枪队，而是一支拥有3挺机枪，好几百人的长枪队了。”[44]二是使日军摸不清游击队的虚实，纷纷收缩那些“三五鬼子带领个把班伪军”在乡下设立的小据点，方便了游击队的行动。三是震慑了汉奸的心态，“两面派”的乡、镇、保长和伪军不断增多，表示愿意给游击队送情报、搞子弹，替游击队向镇上的商界征收抗日捐税；一些伪军中队长也纷纷托人前来表态，说决不当“真汉奸”。这一局势的变化使浦东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基地不断扩大和巩固。以至日本人知晓这些情况后，也公开表示：“东洋先生心里明白：你们区长以上的人，八分相信东洋先生，二分相信游击队；区长以下的人，七分相信游击队，三分相信东洋先生；乡长嘛，一半对一半；保长以下统统靠不住！”[45]

1944年8月16日朱家店之战，打出新四军的军威。

战斗经过为：游击队在朱家店以南一个叫张家袜厂（地处周浦六灶乡）的地方伏击一支有47名士兵的日军中队，当场击毙包括中队长在内的日军34人。次日，日军指挥部要求南汇驻军出来“扫荡”报复，但日军士兵对战斗毫无信心，当晚有5名厌战日军士兵在“警备队”上吊自杀，南汇、大团据点的伪翻译也因不愿出来送死，逃走了两个。[46]这一战役后被收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军事科学院合编的《步兵连战例选编》一著，作为“进攻部分”的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47]

1945年1月间营救美国飞行员，揭穿了国民党散布的“上海附近无共产党军队”的谎言。

事情经过为：1945年初，美国驻华空军对上海南市、浦东地区的日军军工部门进行多次战略轰炸，1月21日从赣州出发飞袭上海敌机场的美国驻华第廿一战斗队中尉飞行员托勒特在与日机空战时，油缸被敌机击中起火（一说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托勒特跳伞逃生，降落在上海周浦附近五里路的龙华嘴，[48]被当地农民掩护。待搜索日军士兵走后，朱亚民派游击队把美国飞行员接至游击区生活数日，天天派人到市区给这位美国飞行员买白脱油和面包，最后又用船将其护送到了新四军浙东根据地。脱险后的美国飞行员把其目睹的新四军抗日业绩对西方媒体宣传，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使西方国家知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粉碎了国民党政府散布的“上海附近已经没有共产党军队了，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的谎言。[49]

1945年8月间七宝之战，为共产党军队接管上海准备条件。

事情经过为：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战败投降，由于新四军游击队长期在上海近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共产党军队接管上海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当时的具体布署是：

新四军军部已经做好了进攻上海的准备，除浙东的部队和已经挺进到浦西青东一带的淞沪支队外，还打算调苏北和浙西的一部分部队前来参战，再加上上海的地下军，联合进驻上海市。同时，中央还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张执一为上海市副市长。张执一特地赶到淞沪支队部传达中央精神，他已准备进上海就职，部队也提出了“跑马厅作操场，国际饭店作营房”的口号，上上下下都已摆出了一副进攻上海的架势。[50]

但蒋介石却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一方面，他在美国军队支持下，用飞机、兵舰将国民党军队运到杭州、嘉兴一线；另一方面，又于8月20日委任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委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周佛海以“国军”名义，派一个营和一个总队占据了北新泾和七宝镇，还打死了游击队一名中队长。游击队立即予以回击，决心拔除这两个据点，以使新四军在即将开展的攻取上海的战斗中，距市区更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攻打七宝时，由于淞沪支队军事准备不足，一个大碉堡一直打到天亮仍未攻下，朱亚民盛怒，不顾战士劝阻，亲自冲锋，结果被敌人子弹射穿小腿，两根骨头粉碎性骨折。但淞沪支队最终还是赢得了七宝之战的胜利，此战共击毙敌人三四十人，抓到了敌总队长。此外，另一支攻打北新泾的部队也取得了战斗的胜利。[51]

此后，由于国共双方“重庆谈判”的成功，共产党军队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根据协议精神决定不再攻打上海，而是将军队撤出广东、浙江、江苏南部等八个解放区。在此情况下，淞沪支队随同新四军浙东纵队一起奉命北撤。撤军之时，朱亚民统领的淞沪支队已由当初的“十二条好汉”“壮大了成一千多人的队伍”；[52]部队组织形式由最初的12人分“三个小组隐蔽活动”，发展成了“泰山”、“华山”、“衡山”三个主力大队；所持有的武器，也从最初的12支短枪变成了“不少于2500支”的各色武器（包括“自己用的、送走的、留下的”）。[53]

又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淞沪支队共歼灭了200多名日军和1500多名伪军、顽军，此外还策反了数百名伪军起义。在艰苦的抗战中，淞沪支队主力也有100多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54]

朱亚民本人负伤后，先是在上海、苏北解放区养伤，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第14荣校校长、东北荣军管理委员会秘书主任，后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嵊泗军管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太湖剿匪指挥部指挥、江苏省工业厅厅长、盐城专署专员、苏州市市长、中共苏州市委副书记。1982年11月离休，享副省级待遇，2012年11月30日在苏州逝世，享年96岁。[55]

以上所述，为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活跃于上海浦东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主要抗战业绩的考证。笔者在考证这些史实时，最深的一点体会是：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游击队是始终坚持在上海近郊对日军作战的唯一战斗部队。这一铁的事实，粉碎了近年来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散布的“新四军不抗日”的慌言。本文中所提到的连柏生、朱亚民，以及牺牲于战争年代的周大根、林达等人，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他们在日本侵华的民族危难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前仆后继，勇赴国难。他们这种勇于为中华民族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景仰与学习。

2013年3月20日

[1] 1992年10月11日，经国务院（国函[1992]145号）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撤销川沙县，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以及中心城区杨浦、黄浦、南市的浦东部分。

[2]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奉贤县的西部位于黄浦江拐角的南岸，人们也称其为浦南地区。

[3] 《永嘉路291弄66号：上海老洋房的故事》，载《建和地产》2011年12月27日。——这次会议召开时间为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5月17日会上，刘少奇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报告，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4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4]材料转引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24页。

[5]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24页。

[6] 《关于上海陷落后上海党的任务决议》，1937年11月19日，上海档案馆存。

[7] 见《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级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9页。——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迁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8] 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24页。

[9] 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24页，第43页。

[10]参“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2001年11月第1版。另参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37页。

[11]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2]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45页。

[13]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4]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5] 见潘林儒：《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连柏生同志》，文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6]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45页。

[17]材料出处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18]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19]《申报》1939年2月3日，转见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1985年6丹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第521页。

[20]此记载见姚金祥、周正仁编着《上海平原游击队》，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52页。──笔者怀疑此战与与连柏生所述1939年5月31日潘家泓之战实为同一次战斗，系回忆者将战斗时间搞误。

[21]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22]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23] 丁锡山后于1947年光荣起义，1948年2月18日在青浦沈巷与敌作战中牺牲，被追认为烈士。──见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

[24]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25]材料出处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26]材料出处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27]见潘林儒：《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连柏生同志》，文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28]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29]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30]材料出处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31]材料出处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32]连柏生：《我的回忆???（五）创建革命武装开展浦东抗日游击战争》，收《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33] 简历参《连柏生纪念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另参《连柏生（纪念）文集摘要》，载中华魂网2011年5月26日。

[34] 辞条参百度网《百科名片·林达》。

[35]见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忆淞沪支队逐鹿浦江两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36]该书见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后记》所述，原著无法找到。

[37]见姚金祥、周正仁编著：《上海平原游击队·后记》，南海出版公司1996年12月第1版，第567页。──此书的缺点是：凡引证资料均不注明出处，很难从体例上区别其究竟属于报告文学还是历史著作？但根据该书作者《后记》所述，此书的写出，是依据1980年4月三次采访朱亚民所录口授文献《我的戎马生涯》（打印稿），以及采访数十名当年浦东抗日游击战参与者的口述资料写出，因此仍具一定参考价值。

[38]见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一）我早期的工人生活和斗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39] 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40]朱亚民：《浦东反“清乡”》（1961年吴早整理），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根据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第五章《三下浦东反“清乡”》节所述，朱于1942年8月底率浦东五大队的最后一部分人员撤至浙东，一周后谭启龙找其谈话，要求他重返浦东。此处述事清楚，“2月”说显然是朱记忆差误所致。作者特注。

[41] 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42] 材料出处参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43]朱亚民：《浦东反“清乡”》（1961年吴早整理），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

[44]朱亚民：《浦东反“清乡”》（1961年吴早整理），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

[45]朱亚民：《浦东反“清乡”》（1961年吴早整理），原载《星火燎原》（六）“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12月第一版，第471—477页。

[46] 材料出处参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47]见解放军总参和军事科学院编印：《步兵连战例选编》第1页：《淞沪支队第一中队朱家店伏击战斗》。

[48]见梁山：《新四军在浦东》，原载1945年3月5日《新浙东报》（第119期）第4版。

[49] 材料出处参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50] 朱亚民口述，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

[51]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

[52] 数据见胡亦为：《朱亚民谈“碧血浦江”》，转载朱亚民：《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附录（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1日 第1版。

[53] 数据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

[54] 数据见薄小波：《浦东的“平原游击队”》，载《文汇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

[55]见《苏州日报》2012年12月6日报道：《朱亚民同志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