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一个有良知却终生被坎坷、失败、贫困缠身的作家

作家路遥，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在当代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的作品当时曾经激动过数以万计的青年，而且至今仍经久不衰、还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不过，路遥又是个苦命的作家，生前几乎没过过好日子，可以说是个终生在坎坷、失败、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可怜人。

经历坎坷

路遥，原名王卫国，1949年12月3日生于陕西陕北山区清涧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

他7岁时便因为家里困难，父亲就决定将这个长子过继给他的哥哥、远在延川县的王玉德。

伯父家也很穷，时常为买不起几分钱一支铅笔而发愁。当时，路遥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搞恶作剧，专门把他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伯父和伯母是不想让路遥继续上中学的，他通过与家里谈判，还是去延川县立中学上学了，但一直不够吃，他只得待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找东西填肚子。这段屈辱和饥饿的经历，对路遥的人生和创作心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后由于“文革”爆发，升大学毫无指望，路遥只得回乡当了农民。“文化大革命”洪流中，路遥鬼使神差地跳入其中，从一名普普通通的初中生一步一步当上全县红卫兵头领，晋升为“军长”。大联合后，路遥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被结合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只是“好运”转瞬即逝，路遥跌向了深渊，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被罢免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并于1969年年底被彻底赶回老家郭家沟村务农。

路遥是在政治仕途被堵死的情况下才决心从事文学创作的，但是他本人一生都没有放弃政治，这在他的作品中有不自觉的流露。

1972 年秋天，路遥被调到延川县文艺宣传队当创作员。

1973年，路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大学，因当过红卫兵头头，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都不敢要他，最后延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申沛昌冒着风险拍板，路遥才迈进大学校门。

1976年8月，路遥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做编辑工作。

1992年11月17日上午8时20分，路遥因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年仅42岁。

婚姻失败

路遥的初恋是北京知青林红。在引导他走向文学之路的好友、诗人曹谷溪撮合下，路遥在人生最为辉煌时刻与林红展开了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1970年延川县招工，路遥争取到了一个指标，但是他把这个名额转让给了林红。不过，就在路遥被县革委会宣布隔离审查的当天中午，林红因路遥的“农民身份”而提出断交。

路遥在痛不欲生中回农村当民办教师时，颇具文学才华的另一位北京知青林达走进了他的生活，用爱抚慰了他的创伤。据说路遥考上延安大学后，大多经济来源是靠林达资助的。

路遥担任文学期刊《延河》编辑，随后林达也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工作。他俩于1978年1月结婚，并于1979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路远。

遗憾的是，婚后生活并没有起初想象的那般甜蜜、和谐和幸福。路遥希望妻子是一位能体贴入微、对自己学习工作都能够有所帮助的妻子。而林达则是一个具有“小资”情调和独立意识、事业心极强的现代知识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两人在生活习惯、性格上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凸显，一度达到激烈冲突。短短几年时间，路遥和林达已行同陌路。

在辞世前三个月，病床上的路遥，在林达的搀扶下，在离婚书上沉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终身贫困

小时候、读书时期贫困是由于家庭没有经济来源，但工作后的路遥似乎没有大的改变，依然贫困缠身。

1983年3月，路遥的小说《人生》获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他给四弟王天乐（当时《陕西日报》记者）打电话说手头无一分钱，没有到北京领奖的路费，要弟弟帮忙想办法，天乐借了500元。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告诉了四弟两个消息：一是报喜；二是去领奖买书，钱还是不够。王天乐也不宽裕，只得硬着头皮敲开了时任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办公室的门，听了王天乐的话惊呆了这位副书记，他出门去找了五千块钱。离开西安去北京领奖那天，王天乐从延安赶到西安火车站将怀揣的5000元钱交给路遥，并说：你今后再不要获什么奖了，人民币怎么都好说，如果你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去那里是要外汇的，我可搞不到！

路遥当时无奈地说了一句：日他妈的文学！便头也不回的进了火车站。

路遥是个家庭压力极大却又不善精打细算的人，所以日子一直过得非常窘迫。他除了城里的家，还要关照农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兄弟姊妹，都需要他赡养和帮扶。而且故乡的远亲近邻、七舅八姑，时常一有困难就找上门来，而路遥不是见困难不帮的人，手头告急便成家常便饭。

路遥去世时留下的是：1万元的存折和近万元的欠账。

路遥坎坷、失败、贫困的身后，换来的是文学的巨大成功，留下的是五卷文集。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遗产，已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