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夕，周恩来力邀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以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了周恩来的邀请，并问他为何不让夫人邓颖超在内阁中任职。

周恩来的回复很简单：为了避嫌，只要他任总理一天，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中任职。

黄炎培听后不禁感叹，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周恩来啊！后来，黄炎培终于还是被周恩来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欣然从政。

周恩来总理说到做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邓颖超都只在团体担任职务：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没有在党政部门担任任何职务。

从左到右：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邓颖超资历很深，15岁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参加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妇女解放运动，是在我党历史上参加过长征的少数女性领导人，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中央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为妇女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1975年10月，邓小平、叶剑英等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但是，周恩来总理坚决不同意，这件事被压了下来。直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和陈云、胡耀邦、王震等一起被增选入中央政治局，她还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79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颖超担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领导各有关方面做好对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海峡两岸关系发展。

1983年6月23日，79岁的邓颖超全票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与丈夫周恩来，成为了新中国唯一的一对正国级夫妇。

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5年中，邓颖超以改革精神和满腔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邓颖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92年7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辈子感情深厚，而且对党绝对忠诚，革命最为彻底。他们之间从来不说纪律不允许说的事，纪律观念和保密观念都超强！

周恩来和邓颖超入党时间不同，地点各异，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入党的。两人早年在通信中也从来没提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各自守口如瓶。直到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国内，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邓颖超曾回忆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周恩来总理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可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身为中央委员邓颖超也是直到新闻通稿播发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周恩来总理晚年患癌症后，曾在病床上对妻子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把许多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心底，因为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周总理夫妇的工资在当时都算是高工资。因为无儿无女，每月的工资除去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外，一部分补助他们亲属，邓颖超没有什么亲属，工资大部分都补给了周恩来的亲属。再一部分就是补给有丧事、喜事，或者家乡受灾的工作人员，比如河北邢台地震的时候，凡是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站岗的战士，他们都给钱。

周总理特别喜欢待客，但总理却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道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

有一次，周总理又留客人吃饭，照例还说他请客。邓颖超听了就在旁边开玩笑说：“怎么老说是你请客，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分开算算。”

后来，从1964年起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果然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等开销后一个月就所剩无几了。从那以后总理虽然还是总请客，但再留人吃饭总是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的。”

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大概有5000块钱，等到她去世时，加上国库券一万出头，后来全交了党费。周恩来去世时所用的骨灰盒并不很好，但邓颖超一直叮嘱工作人员要好好保存，等自己去世时也要用这个骨灰盒，这就不需要再浪费钱去买新的了。

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总理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周总理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周恩来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总理在大的方面为国家做贡献，在小的事情上也想着老百姓。比如下雨了，他就会让司机慢一点，特别是雨大的时候，不要溅起来，溅到马路边走路的群众。

1954年冬，周总理听说群众乘公共汽车比较困难，就决定作一次考察和调研。在一天下午下班坐车的高峰期，他带着秘书、警卫员去乘公共汽车。在车上他被乘客发现，大家纷纷给周总理让座，他始终不肯就座。

下了公共汽车以后，周总理又去换乘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里转了大半个北京。调查后，他很快召集会议，就安全岛设置问题、人行道设置问题、快车道慢车道画线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有一次，周总理到鞍山视察，按规定午饭和晚饭是两菜一汤，工作人员上了四菜一汤，他将两个菜端了下去，说热一热下一顿吃。他还要求上高粱米，大家担心他吃不惯，不好消化。他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自1961年起担任周总理警卫员的高振普后来回忆，当他成为周恩来的警卫第一次为周总理擦皮鞋时，吃惊地发现，总理的鞋底前脚掌处的皮料竟然是补上去的，他一时难以理解，可是等到后来日子久了，便慢慢明白：原来总理那双皮鞋已经换过两个鞋底。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总理到非洲、欧洲、亚洲14国访问，第一站到埃及。按惯例，他的衣服是拿到大使馆去洗，一般由大使的夫人来洗。结果这一次，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看到衣服后哭了。她向警卫发了火，并自己买了三套衣服要周总理带上。周总理对她进行了耐心的解释，领了她的好意，但始终没有要。

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邓小平说：这个人民不答应。

周总理逝世的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副总理邓小平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毛主席批示。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就批准了讣告，并同意由邓小平致悼词。毛主席对周总理的离去很悲伤，多次泪流满面。

据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回忆，致悼词时，很少感情外露的邓小平“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