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让她任副国级领导,周恩来坚决不同意,8年后她成了正国级

建国前夕,***力邀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长,黄炎培以年事已高为由婉拒了***的邀请,并问他为何不让夫人邓颖超在内阁中任职。

***的回复很简单:为了避嫌,只要他任总理一天,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中任职。

黄炎培听后不禁感叹,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啊!后来,黄炎培终于还是被***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欣然从政。

***总理说到做到。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去世,邓颖超都只在团体担任职务: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没有在党政部门担任任何职务。

从左到右:蔡畅、邓颖超、宋庆龄

邓颖超资历很深,15岁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参加组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妇女解放运动,是在我党历史上参加过长征的少数女性领导人,先后担任过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中共广东区委妇女部长、中央妇委书记,全国妇联副主席等职,为妇女解放事业奋斗了一辈子。

1975年10月,***、***等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主席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但是,***总理坚决不同意,这件事被压了下来。直到***总理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此事。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

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和***、***、***等一起被增选入中央政治局,她还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

1979年12月,根据中央的决定,邓颖超担任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她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领导各有关方面做好对台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海峡***发展。

1983年6月23日,79岁的邓颖超全票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她与丈夫***,成为了新中国唯一的一对正国级夫妇。

在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5年中,邓颖超以改革精神和满腔热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1988年邓颖超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1992年7月11日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和邓颖超夫妇一辈子感情深厚,而且对党绝对忠诚,革命最为彻底。他们之间从来不说纪律不允许说的事,纪律观念和保密观念都超强!

***和邓颖超入党时间不同,地点各异,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入党的。两人早年在通信中也从来没提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各自守口如瓶。直到***从欧洲回到国内,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邓颖超曾回忆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我还不知道是他参加领导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后,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决定派恩来同志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要多久,什么也没有讲……后来还是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

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总理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可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身为中央委员邓颖超也是直到新闻通稿播发后才知道这件事情。

***总理晚年患癌症后,曾在病床上对妻子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把许多没有说的话始终埋藏在心底,因为这是组织纪律的要求。

周总理夫妇的工资在当时都算是高工资。因为无儿无女,每月的工资除去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消费外,一部分补助他们亲属,邓颖超没有什么亲属,工资大部分都补给了***的亲属。再一部分就是补给有丧事、喜事,或者家乡受灾的工作人员,比如河北邢台地震的时候,凡是在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站岗的战士,他们都给钱。

周总理特别喜欢待客,但总理却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道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

有一次,周总理又留客人吃饭,照例还说他请客。邓颖超听了就在旁边开玩笑说:“怎么老说是你请客,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分开算算。”

后来,从1964年起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果然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等开销后一个月就所剩无几了。从那以后总理虽然还是总请客,但再留人吃饭总是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的。”

周总理去世时,邓颖超大概有5000块钱,等到她去世时,加上国库券一万出头,后来全交了党费。***去世时所用的骨灰盒并不很好,但邓颖超一直叮嘱工作人员要好好保存,等自己去世时也要用这个骨灰盒,这就不需要再浪费钱去买新的了。

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上世纪20年代参加过大革命,解放后在一个工业部门工作,后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总理反对这样安排,多次找到当时的内务部长提出意见,并在一次会上说:“周某人的弟弟在内务部做参事,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总没有好影响。他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会后,他执意要求内务部按有关规定给弟弟办理病退手续。周恩寿病退后,从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里领取生活费,从每月105元到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寿的六个孩子全部工作。

周总理本人以身作则、严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亲属来北京都不派车。”就连淮安老家唯一的长者——他的八婶母,解放初期两次来京,***也没有派车接过。

周总理在大的方面为国家做贡献,在小的事情上也想着老百姓。比如下雨了,他就会让司机慢一点,特别是雨大的时候,不要溅起来,溅到马路边走路的群众。

1954年冬,周总理听说群众乘公共汽车比较困难,就决定作一次考察和调研。在一天下午下班坐车的高峰期,他带着秘书、警卫员去乘公共汽车。在车上他被乘客发现,大家纷纷给周总理让座,他始终不肯就座。

下了公共汽车以后,周总理又去换乘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里转了大半个北京。调查后,他很快召集会议,就安全岛设置问题、人行道设置问题、快车道慢车道画线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要求。

有一次,周总理到鞍山视察,按规定午饭和晚饭是两菜一汤,工作人员上了四菜一汤,他将两个菜端了下去,说热一热下一顿吃。他还要求上高粱米,大家担心他吃不惯,不好消化。他说:“东北人民能吃高粱米,我当总理的为什么就不能吃呢?”

自1961年起担任周总理警卫员的高振普后来回忆,当他成为***的警卫第一次为周总理擦皮鞋时,吃惊地发现,总理的鞋底前脚掌处的皮料竟然是补上去的,他一时难以理解,可是等到后来日子久了,便慢慢明白:原来总理那双皮鞋已经换过两个鞋底。

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总理到非洲、欧洲、亚洲14国访问,第一站到埃及。按惯例,他的衣服是拿到大使馆去洗,一般由大使的夫人来洗。结果这一次,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的夫人徐克立看到衣服后哭了。她向警卫发了火,并自己买了三套衣服要周总理带上。周总理对她进行了耐心的解释,领了她的好意,但始终没有要。

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他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说:这个人民不答应。

周总理逝世的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筹备追悼会事宜,副总理***于下午6点30分把政治局撰写的讣告草稿送***批示。第二天一早***就批准了讣告,并同意由***致悼词。***对周总理的离去很悲伤,多次泪流满面。

据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冀朝铸回忆,致悼词时,很少感情外露的***“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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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Richard

擅长 美食•养生 文章的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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