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看冗长乏味的电视剧，这次却被30集的《乡村爱情》“套”住了。剧中说的是：东北地区一个平静而又闹腾的小村庄，一群被爱情折腾得“走火入魔”的男人和女人，一个预料之中的“大团圆”结尾。那充满诗意的小河和绿油油的大片苞米地，那既开放又保守、既朴实又狡黠、既敢爱又敢骂的东北人，还有那生猛、机智、夸张、幽默的东北“乡音”，让我从内心产生一种亲切感、认同感和归宿感。好一个赵本山，带领出这样一批优秀的学员，向全国人民展示了“黑土地艺术”的魅力。
定居北京28年，始终没有找到“京腔京味”的感觉。每当别人问我“何方人氏”，我总回答“大连”或“东北”。我出生在大连，在辽东半岛最南端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海风海浪打造了我的“地域性格”，所以我是地道的“大连人”。再往大一点说，我还是“东北人”。18岁考入吉林大学，毕业后在黑龙江工作将近10年，东北三省都留下了我的足迹。1979年来北京，开始注意说“普通话”，语音语调逐渐失去了“地方特色”，既不是大连的“海蛎子味”，也不是东北的“高粱米味”，更不是北京的“炸酱面味”。我成了一个没有“乡音”的人。
然而，“乡音”是不会忘记的。每次回大连探亲或办事，我都会或多或少“捡回”一些家乡话。大连是一个“移民”城市，在老一辈大连人中，有一大半来自山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我的父母从山东乘船渡海到大连谋生，如今已四代同堂，仍思念着他们的“海南家”，仍保留着他们的“潍坊腔”。1985年，我到山东烟台参加一个英语翻译研讨会。在这个与大连隔海相望的小城，我第一次听到了和大连话一样“咸淡味儿”的烟台话，激动万分，好像美国黑人在非洲某地找到了自己的“根”。
受中国日报委派，1986年10月至12月，我在美国华盛顿州韦纳奇市的一家报馆工作了三个月。韦纳奇风景秀丽，群山环抱，人口只有三万，没有一个中国移民。我只能讲英语，采访讲英语，到商店、书店和教堂讲英语，夜里做梦还在讲英语。我真想扯着嗓子用“母语”喊一声：“中国，我想你！” 一天，几位同事带我到西雅图市去玩。在一所大学校园里，遇到一群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留学生（搞不清他们是来自中国还是韩国或日本），便试探着上前同他们攀谈，回答我的全是“中国话”。天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呀！总算找到“组织”了！终于听到魂牵梦萦的“乡音”了！
所谓“乡音”，其实是相对而言。我久居北京，东北所有地方（当然包括大连）的方言土语都是我的“乡音”；一旦到了国外，神州大地所有的地方话都是我的“乡音”，都是这个星球上最美妙、最悦耳、最撩人心弦的音符。将来有一天，假如我有幸被“飞船”送上一个什么星球，见到“神交”已久的“外星人”，整天对我说一些“叽哩咕噜”的“鸟语”，我一定会千百倍地思念我“地球村”的“老乡”，思念任何一种“乡音”，不管它是中文，还是英文，还是法文，还是爱斯基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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