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学之前的18年都是在海滨城市大连度过的。在那里，我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一步步长大成人，最后在1964年考入吉林大学离开家乡直至今日。（其间回过大连N次。）论时间，我在北京已度过33年，但仍然算不上北京人；论基因，我永远是一个大连人，身上永远有一股“海蛎子味”。
海边18年，我从混沌的童年，走入略微开窍的少年，又走入半生不熟的青年。这个阶段，父母固然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但给我决定性影响的则是老师和书籍。所以，我一辈子感谢老师，一辈子感谢书籍。没有老师的指点和书籍的启迪，我将是顽石一块。
难得有闲，忽然想起18岁以前发生在大连的一些趣事，颇有些幸福感。幸福本身是幸福，苦难过滤之后余下的也都成了幸福。在别人看来，这些“趣事”不过是些“琐事”而已。但敝帚自珍，我还是要把这些趣事记录下来，将幸福珍藏起来。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上学前（1946-1952）
我生于1946年。上头有三个姐姐，我是家中第一个男孩子，小名叫“大宝”，老于家的大宝贝之谓也。父母可能有点重男轻女，所以我小时候着实享了一点福，想吃啥吃啥，把三个姐姐馋得要命。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级食品，不过是些切糕、焖子、肉烧饼、糖葫芦之类零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绝对“绿色环保”。
我家住在沙河口区车家村一个平民区，街坊邻居干什么的都有：木匠，铁匠，泥瓦匠；卖菜的，卖鱼的，卖烧饼的；裁衣服的，修钟表的，还有专门挑水送水的； 但绝大多数是产业工人。我父亲一直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修配厂上班，是8级钳工，每月工资90元。
我小时候除了玩就是玩：捉蚂蚱，扑蜻蜓，藏猫猫，过家家……除了三个姐姐，我的玩伴还有王作全和车桂兰。那年月大多数家庭都是多子女，基本采取“放养”，不可能送孩子上钢琴班、舞蹈班或书法班，也从不去考虑“从娃娃抓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之类问题。
上学前，父亲曾带我回过一次山东老家潍坊。好像坐了好长时间海船，又换乘破旧的长途汽车，中途还抛了锚不得不寄宿一家小旅店，太具体的情节想不起来了。总之，我的童年生活是比较闭塞的，但同时也是自由的，就像一只没戴项圈的小狗，在草地上跑来跑去，无忧无虑。
上小学（1952-1958）
1952年夏，车家村小学的老师到我家这片居民区招生，年满7岁的男孩女孩均可报名。我当时只有6岁，看到王作全和车桂兰都报了名，急得火烧火燎，哭着闹着让父母替我报名。站在一旁的窦玉阵老师看到我如此“求学心切”，也就破例将我收下。
开学那天，我们三个小伙伴由父母陪同来到小学校内。这次总共招了100多个孩子，分成三个班：一班胸系红布条，二班胸系蓝布条，三班胸系黑布条。我们仨全在三班，班主任是窦老师。
刚学写字时我确实像只“菜鸟”，握着铅笔像握擀面杖，一个方块字写满一页，怎么也塞不进那个小方格子里。在姐姐耐心启发下，最后总算能一个方格写一个字了。之所以这么费劲，一方面是我笨，另方面也是繁体字笔画太多，一年级小学生有点招架不住。
我的贵同学王作全也不比我强多少，在课堂念课文竟把“乌黑的大眼睛”念成“鸟黑的大眼睛”，逗得全班哄堂大笑；有一次放学，硬要带我到电影院去看新片，说是一张票“只跟一人”，其实是“只限一人”，害得我陪他白跑一趟。
车桂兰比我们俩都强，除了学习好，还听老师话，在班里挺合群。期末，老师在她的“品行鉴定”上表扬她“能和班内同学打成一片”，她竟吓哭了，对我说：“我从来没和同学打过架啊!”
整个小学期间，我的求知欲还是挺旺盛的。一年级读“小人书”，二年级读童话，三年级读民间故事，四年级开始读“大部头”。记得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说唐》，第二部是《吕梁英雄传》。书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我的姐夫们知道我爱啃书本，争相奉送，使我读了不少厚厚的小说。说来也怪，当年读得津津有味的那些“精品”，如今再翻看，竟味同嚼蜡。
在一年级时，因为窦老师喜欢我，就指定我当班长。后来上了二年级和三年级，班主任都是年轻女教师，也都喜欢我，我也就接着干了下去。到了四年级，班主任换成一位黑脸的中年女教师，对我的班长工作很不满意，不到一年就将我“免职”，由车桂兰继任，一直干到六年级。
其实这位老师并不了解我家的困境：全家八口，只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小时候极少吃到水果，所谓“水果”就是黄瓜和绿萝卜。每天晚上，我和父母姐姐都要糊火柴盒直到深夜，挣点小钱换点米面。另外，我还要挑水，扫地，帮父亲到煤场买煤，帮母亲拉风箱做饭。累得筋疲力尽，哪还有时间“从政”？所以免了也好。
小学六年像夏日闪电一样消逝。1958年9月，我从车家村小学进入大连第三中学，王作全和车桂兰进入大连第五中学，彼此见面的机会渐渐少了，各自又有了新的朋友。王作全读完中学后报名参军，长期驻扎海岛。车桂兰在初二时不幸染上白血病，一朵娇嫩的小花令人十分惋惜地凋零了。
上初中（1958-1961）
在我数以千计的藏书中，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令我特别珍惜，这就是我的母校大连第三中学在1959年内部出版的《文艺创作选》，里面选入我的短诗《这是新建工厂冒的烟》。作为初一新生，其稚嫩之作能和学兄学姐的大作比肩而立，想不骄傲都不容易。语文老师石云德事后告诉我，这首短诗本已扔进废纸篓，但很快又被捡了回来，复议后决定入选。多么惊险的一幕啊！
我在初一时结识了一位高一的学兄，名叫郭东斌，家住菜市场，父母开杂货铺。我曾到他家去玩，很羡慕他竟有自己的小书房，书架上摆放着几排书，墙上还贴着座右铭：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郭东斌学的俄语，甚至可以用俄语同一个苏联女孩通信。他后来考上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大连日报社当记者，一直干到总编辑的位置。
必须承认，大连第三中学的教学质量一般。但“勤工俭学”搞得好，校办水玻璃厂的产品销往各地。我在三中的最大收获就是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什么拉小车、抬大筐之类的体力活全都能干。初二放暑假，我和几个傻小子在铁路货场找到一个帮人拉车运货的苦力活，能挣点钱，还能吃饱饭。当时正值“三年饥荒”，大连人一个个饿得嗷嗷叫，能填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
我幸福得都不想上学了，开学好几天了也不去上课。一天中午，我和这几个傻小子正靠在货场的麻袋堆上晒太阳，一个办事员模样的中年男子骑着自行车路过，停下来对我们大声喊：“小家伙，你们就打算这样混下去吗？赶快回学校给我念书去！”骑车人的话让我猛醒，第二天我就返回学校。拉车一个来月，挣了28元零几毛。我将整数交给母亲，余下几毛零钱买了一个纸文具盒和一本《鲁迅小说集》，算是对自己第一次独立挣钱的奖励。
初三毕业在即，面临两个选择：可以考高中，将来接着考大学；也可以考技校，两年毕业即可挣钱。父母希望我考技校，我却不大情愿。一天傍晚，我们全家正在门前纳凉，语文教研组的于俊君老师飘然而至，原来她听说我想报技校，便从学校急急忙忙赶来，力劝我的父母重新考虑。结果是，她的一番话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她的爱心，她的靓影，我将永远铭记。
上高中（1961-1964）
天助笨鸟，我竟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市重点中学——大连二十高中。“二十高”位于中山区世纪街，二层灰色建筑，师资力量极强。唯一的缺点就是离我家太远，上学的路上要用去一个小时。刚入学时，学校试行“文理分科”，设六个理科班和两个文科班。我所在的一年八班是文科班。
感谢我的语文老师徐宝花，将我引进神圣的文学殿堂，拜谒古今中外的大师，从其不朽的作品中吸取甘露，茁壮成长。在徐老师的耳提面命、循循善诱下，我的写作水平得到飞跃提高，作文经常在班内宣讲。其他被宣讲的还有辛荣华、王振斌和高培选。
我放学后经常去的地方是大连图书馆，在那里看书一直到闭馆方才乘电车回家。当时的我，就像闯进菜地里的牛犊一样，见什么啃什么。在古典文学方面，主要读《古文观止》和《中华活页文选》；在现当代文学方面，主要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郭沫若和老舍的话剧，杨朔、秦牧和刘白羽的散文，还有赵树理的小说；在外国文学方面，主要读莎士比亚、莫泊桑和契诃夫。我的涉猎面不宽，但是读得比较认真，而且做读书笔记。
英语老师李玉堂是典型的美男子，讲课时神采飞扬，张弛有度，就好像在指挥一场交响乐，我们都被他的魅力迷住了。当时国内学英语的不多，人们对英语普遍有一种好奇。我们学会的第一个英文句子是：We love our country. 我和王振斌琢磨了半天也没搞清楚，为什么英语中的“我们”和“我们的”是写法完全不同的两个单词？
从高二起，我开始“偏科”，数理化学习成绩明显下降。感谢这几门课的老师对我的理解和宽容，让我最后都能及格。确实，我太喜欢文科了。我当时主编校刊《垦殖者》，每期都有我的文章，吸引了不少同学，包括女生。但当时男女同学的关系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即便接触也都比较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
高中三年，我的世界观似乎形成，但又模模糊糊。在我脑子里，装着党和领袖的教诲，装着中外名人的格言，还装着普通百姓（包括我的父母）说的大实话。我出身工人家庭，从小就有改变命运的渴望，重朋友，讲义气，嫉恶如仇，宁折不弯。这些都应当肯定。同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相比，我还缺少一点视野，缺少一点底蕴，缺少一点雅量。
快毕业时，大家都在紧张地准备高考，突然刮起一股“弃考务农”风。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不假思索就做出了“革命”的选择。辛荣华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的觉悟比较低，一心想当作家，不想弃考务农，最后勉强接受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口号。
1964年夏，全国统一高考结束之后，所有考生都在家等待发榜，我也不例外。日子过得很慢，一个“不确定”的阴影在脑海里盘旋。发榜那天终于到了，我等了整整一天也没得到任何音信，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第二天上午，母亲让我到挺远的一家粮店去买大米。一路上，我心神不定，无精打采。我在想：万一我落榜，是下乡务农呢，还是到工厂上班？
午饭前回到家，还没等喘口气，坐在里屋的二姐就对我喊：“录取书来了。”我接过一看：吉林大学外文系录取了我。我呆了。虽然没像“范进中举”那样喜极而癫，但脑子里一片空白。二姐告诉我：母亲听到消息，已经到三姐那里筹集路费去了。二姐答应送我一个大柳条包，能将我所有的书和衣物纳入其中。
出发的日子到了。我和“二十高”另外两名考入“吉大”的同学在大连火车站会合，准备上车。第一次到外地闯荡，有点兴奋，有点紧张，然而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向往。再见，我生活了18年的大连！再见，生我养我的父母！再见，恩重如山的老师！虽然我依然青涩，羽翼未丰，但还是放我“单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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