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日报》工作期间，有一段难忘的经历，那就是：同张惠民和郭建设于1984年奔赴柬埔寨采访红色高棉，特别是采访总司令波尔布特这个神秘人物。由于种种原因，那次采访的细节以及有关照片始终未能公布于世。弹指32年过去，国际局势大变，久经战火磨难的柬埔寨早已进入和平建设阶段，那次采访的详情也该公之于众了。
中国日报赴柬采访小组共有三名成员：组长张惠民，文字记者于文涛，摄影记者郭建设。令人遗憾的是，组长张惠民于1996年因病去世。回忆这次采访的任务，就很自然地落到我和郭建设的身上。趁材料尚未流失，记忆也还清晰，我们抓紧整理，为柬埔寨人民留下一份历史资料。
从历史时期划分，1984年处于越南占领柬埔寨时期（1979年至1989年），同时也是柬埔寨三派武装力量联合抵抗越军的时期。此前，有所谓朗诺时期（1970年至1975年）和民柬时期（1975年至1978年）。此后，则有对峙、维和以及联合执政几个时期。无论在哪个时期，柬埔寨的形势始终牵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其中既有大国幕后博弈之因素，更有柬埔寨国内风云诡异、群雄角逐、高潮迭起之因素。我们的采访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始的。
采访民族柬埔寨抵抗力量“三巨头”
赴柬之前，我们采访小组于1984年10月2日在北京独家采访了民主柬埔寨三派武装力量的领导人西哈努克、宋双和乔森潘。“三巨头”刚刚观看了中国的国庆阅兵，情绪比较激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强大后盾，“三巨头”对柬埔寨抗越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在采访过程中，“三巨头”回答了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西哈努克说：“1984年，我们得到许多国家在物资上和道义上的支持。我们的部队更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他坚信：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国将支持柬埔寨，为联合国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投赞成票。
宋双说：“当年越南抗法、抗美，他们的正义斗争曾得到中国支持，最后获得胜利。现在，越南自己成了侵略者。他们代表非正义，我们代表正义。正义必胜。”
乔森潘说：“我们同越南入侵者打了六年，已经取得辉煌战果。总有一天，我们将迫使越南接受联合国的决议，从柬埔寨撤军。”
采访结束，我们赶回报社，以最快的速度写完稿件。第二天，《中国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由张惠民和我撰写的“采访记”以及郭建设拍摄的现场采访照片。我们没有料到，这份报纸后来竟成了我们进出柬埔寨各个战区的特别通行证。
采访红色高棉总部根据地
10月5日，中国日报赴柬采访小组一行三人飞往曼谷，然后由柬泰边界进入柬埔寨境内，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战地采访。第一站是隐蔽在梅莱山的红色高棉总部根据地。
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英萨利在“国宾馆”设宴为采访小组接风。所谓“国宾馆”，就是一排构造简约的木屋，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回国视察时曾下榻于此。所谓“宴会厅”，就是一个露天长棚，除了木桌木椅，没有任何装饰。那天“国宴”的主菜是涮火锅，饮料则是可口可乐。负责翻译的是一位身材苗条的柬埔寨姑娘，名叫莉莎，曾在北京语言学院学过两年中文。
英萨利笑容满面，对我们三位记者表示欢迎，希望我们能到总部根据地的各个点看一看，尤其到野战部队看一看，写出真实的报道，传达给外部世界，以促成联合国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决议早日实现。张惠民代表采访小组向英萨利介绍了在北京采访“三巨头”的情况。
当晚，我们三个记者睡在“国宾馆”的木屋里。宽大的木板床罩着草绿色的蚊帐，我们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筒整理采访笔记。凶猛的蚊子隔着蚊帐乱撞，对里面的“鲜肉”馋涎欲滴。大梁上倒挂着几只硕大的黑蝙蝠，时不时地落下一些绿屎。木屋周围，可以隐约看到巡逻战士的身影……
女翻译莉莎全程陪同我们采访。时值战争时期，总部根据地仍是一派安宁的景象，越军和韩桑林的部队暂时不敢进犯。在村镇小学的教室，一位面色黝黑的柬埔寨女教师正带领孩子们用高棉语朗读课文，抑扬顿挫，恰似鸟语。在后方医院的产房，一位金发碧眼的西方女士正在为一群柬埔寨孕妇检查身体，再残酷的战争也耽误不了女人生孩子。我们还参观了一座刚刚落成的袖珍寺庙，一位身着袈裟的老和尚正在闭目打坐，外部的世界似乎与他毫不相干。我们还观赏了一个战地文工团的彩排，在传统民族乐器的伴奏下，一群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少男少女翩翩起舞……
尽管如此，战争留下的的阴影还是随处可见。村口路边，我们遇到几位年轻的伤兵，有的断了腿，有的伤了眼，神色漠然，令人唏嘘。我们走访了一家假肢作坊，设备极其简陋。工匠将树桩稍加削砍，箍上铁掌，便凑合成一只粗糙的假肢。根据地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唯一的“主治医生”是民柬的卫生部长秀臣。那天本来想采访部长，正赶上他在为一位女患者做急性阑尾炎切除手术。为避免干扰，我们站在手术室门口望了望便离开了。
我们观察了难民安置处。一排排简易木棚安置了几百户人家：有的是夫妻带着一群孩子，有的则是孤男寡女临时“搭伙”。兵荒马乱，活着就好，其它都无所谓了。柬埔寨乃鱼米之乡，即使在地上插一根筷子，过几天也会长叶开花结果。除了水稻，还可种植各种瓜果蔬菜，再加上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援助，柬埔寨的难民问题不算太突出。
我们还采访了战俘关押处。被采访者是一个年轻的越南兵，受伤的左腿打着绷带，半卧在病床上同我们交谈。越南兵脸色煞白，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恐惧。得知我们是中国记者，稍微舒了一口气。他说，他很害怕高棉人会处死他，可怜的老母亲在越南家中。我们问他“为什么跑到柬埔寨来打仗”，他说“不知道”。说完便沮丧地低下了头。我们告诉他“要相信红色高棉的俘虏政策”，随即离开。越南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但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制造了无数悲剧。真是造孽。
采访红色高棉野战部队
总部根据地采访完毕，我们开始到野战部队采访。三个中国记者、女翻译、加上几个小战士，组成一个小分队，分乘两辆吉普，在遮天蔽日的丛林中穿插行驶。一路颠簸，挥汗如雨。眼前不时出现被炮火烧焦的参天大树，如泣如诉，怒向人间。中途休息时，我们站在柬埔寨这边的山头向山下的泰国眺望：绿色绸缎一样的稻田，女人秀发一样的椰林，隐约可见的农舍、水牛和儿童，还有极远处浅蓝色的大海……恰似一幅巨大的油画。如此美好的和平景象，何时才能回到战云密布的柬埔寨国土？
北京吉普果然皮实：爬坡过坎，毫不费力；穿林越溪，轻而易举。毕竟是在原始森林中跋涉，大多数路程要靠两条腿走。当时小郭和我都还年轻，小郭28岁，我38岁，身体也都健康。但老张已年过五旬，再加上头发花白，让陪同我们的女翻译有点不太放心，总想搀扶他一把。老张总是笑呵呵地摆摆手：“我没事，我没事。”
柬方对中国记者的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每次行军，都派一个班的战士“保驾”，生怕我们不小心踩上地雷（丛林之中由交战双方埋设的地雷不计其数）。战士们荷枪实弹，还要替我们驮着食品饮料，汗水湿透肩背，真让我们于心不忍。晚上，我们在蚊帐里酣睡，战士们却在警惕地站岗巡逻，直至天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友”的情义。
在国内我们都是普通记者，在柬埔寨却成了“上宾”。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某团驻地采访，欢迎我们的队列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半山腰的团指挥部。昂首挺胸的战士和围着水布的妇女支前队员对我们三个中国记者行注目礼，眼神里充满期待。我们三个真有点受宠若惊，招架不住。特别是老张，在国内曾夹着尾巴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几时受过这等礼遇，激动得满面红光，频频向战士们回敬着极不规范的“军礼”。
在指挥部，团长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最新战果：又消灭了多少敌军，又炸毁了多少桥梁，又破坏了多少公路，又拔掉了多少据点，向金边又推进了多少公里……尽管数字有点夸大，还是令人感到振奋。
野战部队的伙食不错，甚至超过了英萨利招待我们的“国宴”。从湖里捕捞的鱼虾，在林中猎杀的野物，再加上香喷喷的泰国大米，宾主大快朵颐。我们注意到：野战部队的武器和军需品大都来自中国。
摄影记者郭建设请求到前沿阵地去拍摄。于是，团长特派一支由几十名战士组成的小分队护送前往。在邻近敌军驻地几十米的观察哨口，小郭和战士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敌兵的身影，真真实实地获得了一种“现场感”。恰逢那天无战事，小郭可以比较从容地观察和拍摄。交错纠缠的铁丝网后，落满弹壳的深壕沟里，战士们手持钢枪，严阵以待。填满泥土的子弹箱里，三五朵野花迎风摇曳；积满雨水的汽油桶里，十几只蝌蚪游来游去……
战地采访虽然辛苦，但也不乏浪漫。一路上，我们和同行的战士们有说有笑，十分开心。看上去，小战士对自己“战斗的青春”非常享受。有一次，我们坐小木船到一个据点去采访。烈日当空，闷热难忍，护卫我们的小战士把船划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便光着屁股“扑通扑通”跳进河里。我们三个中国记者也穿着裤衩跟着下了水。老张在前，我和小郭殿后，向对岸的丛林游去。河水清凉，多日的疲劳顿时消除。仰望蓝天，白云朵朵，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方。游到对岸，刚要躺下晒晒太阳，突然发现一条绿蛇，穿行于灌木之中，吓得我们急忙又跳进河里……
采访波尔布特
10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女翻译莉莎跑来通知我们：红色高棉的总司令波尔布特要见我们，请我们立即出发。
在战士的护送下，我们三名记者乘吉普车来到一个隐蔽的山丘，沿着巨樹铺就的台阶，直达山头的指挥部。屋内的棚顶和墙壁都是原木结构，会议桌用子弹箱堆砌而成，上面摆放着军用水壶和水杯。此情此景，让我泛起一个奇怪的联想：是否来到了水泊梁山的聚义厅？
波尔布特来了。女翻译迎上前，向总司令介绍我们三位中国记者，波尔布特同我们亲切握手。眼前的这个男人，身材高大，面带微笑，说话不紧不慢，给我们留下了挺好的“第一印象”。
谈话开始。采访小组组长张惠民首先介绍了我们在红色高棉总部根据地及野战部队的所见所闻。波尔布特听得很认真，并不时插话。张惠民讲话完毕，波尔布特开始介绍红色高棉的最新战果。打开帘布，呈现出巨大的军事地图，上面标着许多红箭头（代表红色高棉）和蓝箭头（代表敌军）。红箭头咄咄逼人，蓝箭头节节败退。波尔布特拿着铅笔，对着地图比比划划，详细讲解红色高棉的雨季攻势和旱季攻势，几次大的战斗，敌我伤亡数字，红色高棉的兵源扩大和装备改良，等等。波尔布特讲的高棉语，需要通过女翻译转述给我们。由于讲话充满了数字和军事用语，莉莎翻译得很吃力，我们听得也很吃力，但基本意思总算搞清楚了。
无论是红色高棉武装力量还是越军，打的都是游击战、迂回战、麻雀战。深山老林，能进能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真正对抗交火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双方的伤亡数字都不算大。但有一点是铁的事实：由于红色高棉和其他两派武装力量的联合抵抗，越军进攻的嚣张势头被狠狠地遏制住了，抗越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
波尔布特讲了几个小时，意犹未尽。稍事休息之后，又接着讲了个把小时，最后是“答记者问”。问到“对西哈努克和宋双如何评价”，波尔布特说：“西哈努克和宋双现在都是我的朋友，在抗越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一致。”问到“对韩桑林是否了解”，他说：“韩桑林原来是我的部下，现在是我的对手。”问到“对国际社会有些什么期望”，他说：“首先要感谢中国。假如没有中国的无私援助，我们抗越战争的胜利至少要拖后十年。由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巨大影响，今后会有更多的国家支持我们。”
采访快结束时，张惠民代表采访小组向波尔布特赠送了从北京带来的几件工艺品和10月3日的《中国日报》（头版有我们采访“三巨头”的报道）。波尔布特欣然接受，并回赠我们礼物：每人一套绿军装和一条蓝格子的水布。波尔布特告诉我们：水布的用途很多，可以擦汗，可以遮雨，可以背孩子，可以兜大米。波尔布特还专门为老张准备了一样礼物：竹制手杖。老张激动地将手杖接过来，笑道：“好啊，好啊，将来也许用得上。”
采访结束，已近黄昏，我们三个记者便在指挥部旁边的木屋下榻。红日西沉，原始森林里热闹非凡，各种频率的鸟叫蝉鸣形成巨大的声浪冲向耳膜。直到深夜，四周才渐渐安静下来。刚要入睡，忽闻门外有些响动。三人急忙下床，透过门缝一看：月光下，一只白羽仙鹤正在津津有味地品尝饭桌上的大把香蕉。老张挥动着蜡染布兜，走上前去，与鹤共舞。那鹤搞不清老张是哪路来的神仙，便扇动着硕大的翅膀，用尖喙向老张频频出击。还是摄影记者小郭反应得快，进屋拿出相机，咔嚓，将这“月下浪漫曲”摄入镜头。
采访波尔布特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波尔布特极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特别是1979年进入丛林之后，外界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能有机会同这位争议人物长谈七八个小时，实在难得。当然也有遗憾。遵照上级指示，我们采访的重点是“三派联合抗越”，敏感话题尽量不涉及。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提问不可能尖锐。
在曼谷，我们接触到一些资料，西方媒体把波尔布特描绘得“罪大恶极”，简直就是“柬埔寨的希特勒”。但在采访中我们亲眼看到：红色高棉战士对他们的总司令非常崇拜。我曾婉转地问莉莎：“西方媒体的负面报道是否确有其事？”莉莎说：“我们在金边执政期间，可能犯了一些方法上的错误。将来如有机会，我们会纠正的。”
对于莉莎的回答，我们可以理解。作为一名机要翻译，她必须同最高领导保持一致。作为一个柬埔寨少女，她的穿戴未免太朴素了一点。在采访途中，老张、小郭和我抽空到小卖店买了两块布料，送给莉莎，莉莎含着泪花接受了这份“厚礼”。
采访宋双和西哈努克两派基地
结束对红色高棉的采访，我们返回曼谷休整一个阶段，在10月底再次进入柬泰边境，开始采访宋双和西哈努克两派基地。从兵力上看，红色高棉排第一，号称拥兵十万；宋双部队次之，大约两万；西哈努克部队兵员最少，不足一万。大敌当前，三派联合，捐弃前嫌，共同抗越，实乃明智之举。此举不仅得到柬埔寨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赞同。
由于宋双正在国外访问，我们采访小组由他的副官接待。我们参观了一所军事学校，教官和学员一律穿迷彩服，戴贝雷帽，显得特别精神。教官大多在西方国家受过培训，教材比较系统，教法比较正规。从部队到地方，从医院到学校，从高层到基层，知识分子占的比重较大。（在红色高棉总部根据地，士兵和农民占绝对优势。）
在宋双基地，我们还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集市贸易”。整整一条街，排列着几十个货摊，卖粮食的，卖瓜果的，卖日用品的，甚至还有卖小电器的。货物大多从泰国进口，交易用泰币结算。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方面，宋双基地迈出的步子比其他两派都要早。
11月初，我们又来到西哈努克基地，接待我们的是西哈努克的第五个儿子诺罗敦·柴可蓬，现任西哈努克属下部队第五旅旅长。“柴旅长”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向我们滔滔不绝地介绍：“目前，我的部队有足够实力打败小股的敌人。将来，如果国际支援再多一点，我们的装备再好一点，我们就可以深入柬埔寨内地去打击敌人。”
“柴旅长”说：“人民拥护我们。越军和韩桑林军一有点风吹草动，老百姓就会把情报及时传递给我们，我们对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最近打的两个漂亮仗，总共消灭敌军17人，自家牺牲3人。
平心而论，西哈努克属下的部队谈不上精锐，有点“锣齐鼓不齐”的感觉。但是，西哈努克本人在国内的威信和在国际的影响不可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哈努克是柬埔寨“第一公关”。他的爱国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微笑外交，给国际社会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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