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
[1-1] 不想陷入往事的回忆之中，但也不愿忘得一干二净。生命之树飘下来的落叶，不再鲜绿，不再娇嫩，但叶面平展，叶色浓重：金黄，土褐，火红……拾几片珍藏起来，毕竟吸纳过春天的气息，聆听过夏夜的雷鸣……
[1-2] 曾写过一篇《往事如云》，回顾了1964年至1979年的经历。平凡之人，记琐碎之事，有必要再写下去吗？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有***，也有小狗；可是小狗不应该因为有***的存在而慌乱不安。所有的狗都应该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
【重返吉林大学】
[2-1] 公元1979年2月，妻和我告别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将大女儿安置在哈尔滨姥姥家，把小女儿寄放在大连爷爷奶奶那里，然后乘车北上，重返母校吉林大学进修。一出长春火车站，寒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色熟悉而又陌生：宽阔的斯大林大街，挺立着一排排高大的杨树，枝条简约，宛如一幅幅黑白版画……
[2-2] 世界真小。同学分别九年，再次成为同窗，挤在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到食堂排队打饭。九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风霜雨雪，日日为稻粱谋；养儿育女，个个面有菜色。混迹于青春亮丽的新一代大学生中间，真有点自惭形秽。想当初我们刚上大学时，也曾这般风光过，佩戴着白底红字的校徽，有一种“天之骄子”的感觉。刚念两年，“***”骤起，师生反目，教学中断，校园内外，一片狼籍。毕业参加工作，方感力不从心。拼搏数年，羽翼渐丰，基本胜任工作。然而，知识分子在事业上总是不安于现状。“鱼在泥塘终觉浅，直下江河去求知。”
[2-3] 母校对我们进修班十分重视，指派一名老教授和一名外籍教师授课。外教名叫辛普森，新西兰人，年纪四十上下，脑门油亮，蓄一朵美丽的***子。辛普森曾留学英国，演必称欧美，对中国颇瞧不起，讲起中国人的丑陋眉飞色舞。有一次我问他：新西兰的南岛和北岛之间是否有大桥相连？他眨了眨眼，略显尴尬。不管怎样，辛普森讲课确实非常认真，吐词清楚，板书漂亮，知识面宽，时而还来点小幽默。第一次听外教讲课，我们都挺激动，聚精会神，不漏掉一词一句。
[2-4] 寒冬终于过去，暖春终于到来：窗外飘来一阵阵花香，林间传来一声声鸟叫。晚自习结束之后，妻和我月下散步，又来到文科楼旁边的“鸳鸯角”，重温当年谈恋爱时的浪漫情调。还是那条小路，还是那堆乱石，还是那行垂柳，还是那片丁香……啊，青春的岁月像闪电一样消逝了，我们已经不再年轻了。
[2-5] 老同学母校重聚首，本是人生一大快事，可彼此之间总有一层隔膜。“***”虽然已经结束，当年的“鸡争鹅斗”仍耿耿于怀。事过境迁，裂痕犹在，要“相逢一笑泯恩仇”，谈何容易！妻和我在进修班里成绩优秀，外语系领导希望我们能双双留校任教，我们却不想在此久留。
[2-6] 挚友李长群从北京寄来一信，字字千金，给我带来新的希望。我和长群于1970年相识，那时我在杜尔伯特县革委会宣传部当新闻干事，给《嫩江日报》写稿，长群在“嫩报”当编辑。我们是同龄人，志趣相同，无所不谈。1972年夏，妻和我调到齐齐哈尔师范学院，曾几次去长群家串门。我们都不甘心在齐齐哈尔这个“大屯子”里过一辈子，养精蓄锐，等待“跳槽”。1978年，机会到了，我们立刻抓住，长群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妻和我回吉大进修。这次长群来信，告诉我一条重要信息：社科院研究生院有个“英语新闻写作专业”，特别适合我，千万不要错过。
[2-7] 1964年考大学，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没被录取。这次我又报考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有把握吗？我心里没底。恰好同学李君也报考该系，于是我们一起准备。遗憾的是，李君求胜心切，初试不利，痛失良机。我初试发挥较好，不久便收到复试通知。北京方面委托长春市教育局监考，整个省城就我一人。答完考卷，浑身轻松，像关了几个月才放出来的大灰狗，一路吹着口哨返回吉大。
[2-8] 1979年9月18日，妻和我在长春火车站依依话别。自1964年起，我们始终在一起，磨打滚爬，患难与共。而今我独自赴京“读研”，一家四口将分居四个城市。天下事很难两全，舍“鱼”而求“熊掌”吧。说实话，妻的智商丝毫不比我低，在进修班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辛普森曾多次表扬。然而，为了我的事业，为了两个女儿的成长，为了不给两家父母继续增加负担，妻放弃“考研”，留在吉大，两副重担一肩挑，免去我后顾之忧。何等无私的奉献精神啊！
【苦读研究生院】
[3-1]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于次日上午到达北京，那天正好是我33岁生日。将托运的行李交给“新生接待站”，我独自一人步行去研究生院。一路上心情舒畅，脚步轻快，天空那么蓝，北京那么大。走过雄伟的建国门立交桥，走过巍峨的国际公寓楼群，走过幽静的外国驻华使馆区，最后来到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新址）。大院内正在挖沟，修路，栽树，种草。我们新闻系新生的宿舍和教室均在17楼，是一栋50年代的三层灰楼。在吉大，一间寝室住12人；在这里，一间寝室只住4人。研究生和进修生的待遇就是不一样。到人民日报食堂吃饭，见到李长群和他的同学，一个个春风满面。当时的社会风气很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读研究生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
[3-2] 新闻系刚刚招收两批学员：长群他们是78级，号称“黄埔一期”；我们是79级，按顺序为“黄埔二期”。同学之间年龄悬殊，最小26岁，最大40岁，“***”期间耽误的人才全都汇集于此。我们班共有17名同学，3女14男，北京人居多，东北人就我一个。新闻系藏龙卧虎，各怀绝技，相互切磋，再攀高峰。
[3-3] 我们的主讲教师是美国记者朱迪小姐，体态丰满，动作轻盈，充满朝气。朱迪如此热爱中国，不久便觅到一位“黄埔一期”为夫，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朱迪那里学到许多新闻理念和写作技巧，包括：客观报道，注重事实，讲真话，不讲假话，杜绝陈词滥调，少用乃至不用“形容词”，等等。假日，朱迪邀请全班到她下榻的友谊宾馆去玩，招待我们可口可乐、面包和哈密瓜……
[3-4] 从省城到京城，眼界大开，阅读了许多“内部资料”，聆听了许多精彩的讲座和报告。讲演者有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有学术界的权威和英语界的泰斗，还有来自西方国家的名作家、名记者、名教授……我们如坐春风，如沐春雨，贪婪地吸纳着各种“奇谈怪论”。来京之前，可谓孤陋寡闻，见过的最大“名人”是大连那位写《高玉宝》的高玉宝。现在接触的名人可谓多矣，神秘感逐渐消失。在研究生院，新闻系思想最活跃，一切陈腐的观念均被打得粉碎，一切新鲜的见解都能激起回响。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的痛快。
[3-5] 夫妻两地分居的滋味是很难受的。当时没有手机，打长途电话也不方便，只能“鱼雁传书”。寒假，暑假，长春，北京，鹊桥相会，大“旱”大“涝”。虽然每月工资照发，但区区56元，只能节衣缩食。学习劳累一天，晚饭后和同学在人民日报院内散步，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星期日，北京同学回家，外地同学则各寻其乐。我选择“骑自行车游北京”：沿着两侧种着庄稼的公路，向西，再向西……
【进入中国日报】
[4-1] 1981年3月，新闻系课堂教学告一段落，实习开始。我班大部分同学去新华社，只有四人（包括我）到中国日报。那时的中国日报正在筹备创刊，连自己的办公楼都没有，“寄”人民日报之“篱下”。整个报社同心同德，生机勃勃，笑声朗朗。我被分配到文教部实习，非常高兴。念中学时，我就偏爱文科，如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正合我意。文教部十几个人，尽管背景不同，性格不同，但大目标一致：都愿意为创办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贡献力量。实习半年，我学到了许多东西。
[4-2] 实习期间采访的第一位名人是著名作家老舍的遗孀、花鸟画家胡絜青。在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的丹柿小院，年逾七十的胡絜青老人，在女儿舒济和儿子舒乙的陪伴下，认真地回答了我这个实习生提出的所有问题。儒雅，谦和，书香门第，大家风范……老舍的家人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通过采访，我对老舍的文风和人格有了更深的理解。回到报社，很快将纪念老舍的文章写好，配上叶浅予当年为老舍画的栩栩如生的速写，发表在1981年4月10日的《中国日报》试刊第五版。有了这次采访“垫底”，下面再采访别的名人（包括京剧大师袁世海和语言学家赵元任），我就从容多了。
[4-3] 实习期间发生的一件小事，让我很长时间挥之不去。我到中央电视台采访某栏目主持人贾女士，贾年轻俊秀，口齿伶俐，采访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快结束时，我问贾还有什么补充，贾强调不要在文章中提她是“英籍华人”，我说“可以”。当晚，我将写完的稿件交给报社特聘专家、美籍华人尤女士修改润色，尤坚持要我点明贾的“真实身份”。我告诉她：贾不同意。尤问：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尤说：读者有权知道一切。我再三阻拦，她越发坚持。结果第二天见报，贾女士立刻给报社领导打来电话告我“言而无信”，听说在电话里还哭了。我真是有口难辩。
[4-4] 创刊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大家的心情也越来越激动。1981年5月31日上午，报社全体人员在人民日报礼堂开会，庆祝《中国日报》将于6月1日正式创刊。庆祝会后，老的少的又相拥着到礼堂门口合影。群情振奋，也顾不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站哪算哪，好在主要领导和外国专家都列在前排。礼堂门前较窄，为了让每一个脑袋都进入镜头，摄影记者们抢占“制高点”，有的甚至上了树。一位穿高跟鞋的澳大利亚专家夫人挡住了身后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女记者急得直叫，善解人意的专家夫人连忙脱下一只高跟鞋，让这位中国同事在镜头下露出幸福的笑脸。这是一个难忘的瞬间，一个美丽的瞬间，一个必将载入新闻史册的永恒瞬间。那天，我见现场挺挤，刚想离开，被同学刘砥中劝住。于是两个“高个子”并排站到一个石台上，在“创刊者”的群体之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4-5] 实习结束，我们便开始准备硕士论文，时间为一年。我的论文题目是《对外文艺报道的特写形式》，导师是中国日报副总编辑于友。1982年夏，论文答辩通过。同年9月，我和另外6名新闻研究生前来中国日报社报到，正式成为报社职工。两个月后，妻从吉林大学调来中国日报工作，两个女儿也一道进京。从那时起，妻和我一直为报社工作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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