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关于陈砾的短文，在我心中酝酿已久。作为中国日报第三任总编辑，陈砾做了许多“承前启后”的工作，是报社同仁不能忘记的。陈砾的父亲陈布雷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二姐陈琏则是一名赤胆忠心的中共党员，被胡耀邦誉为“女中英豪”。陈砾当年选择“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道路，主要受陈琏的影响。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则从根本上决定了陈砾的人生历程。
1982年底，陈砾从天津调来中国日报工作，先任副总编，后升总编。在他主持报社工作期间（1986年至1993年），主要干了三件大事：将报社从人民日报院内迁到现在的办公大楼；成功地报道了北京“亚运会”；创办了一系列“子报”。
前两件事，人人说好；第三件事，颇有争议。赞成者认为，创办“子报”可以充分利用报社资源，最后形成一个报业集团；反对者认为，办那么多“子报”，分散了报社的人力和财力，应集中全力办好“大报”。陈砾本人坚决主张办“子报”，认为中国日报不能只是守业，还要开拓，要每年都有“新套套”。我本人从1997年底到现在，一直在为《北京周末》这个“子报”工作，一波三折，冷暖自知。今年，在新一届编委会的重视下，《北京周末》终于面目一新。
在陈砾家中珍藏着两幅墨宝，一幅是乔石写的，一幅是陈立夫写的，国共两党重要人物的手迹悬挂于一室，这个细节暗示了陈砾特殊的家庭背景。陈布雷乃蒋介石的“文胆”，然而他的八个子女中，却有好几位是共产党员，包括陈砾。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两党之间的合合分分、恩恩怨怨，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方才出现一缕希望之光，真不容易啊。去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已故的陈布雷先生也获得一枚纪念章，这件事让陈的所有亲属感到欣慰。抗战期间，陈布雷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为蒋介石撰写了许多表达抗战决心的讲话，并支持子侄奔赴抗日前线。
我曾试探性地问过陈砾对自己父亲的看法，他回答得很艰难，亲情和理智在他内心激烈交战。作为一个政治人，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愚忠”显然是逆历史之潮流，最后只能以悲剧结束。然而，作为一个文人，陈布雷才华横溢，“私德”甚佳。周恩来曾这样评说陈布雷：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
1948年隆冬，北平、天津解放前夕，在河北省泊镇姜桥村集结着一批来自“国统区”的进步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城市政策，待命进城。这中间就有陈砾，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
进城之后，陈砾被分配到天津日报做时事编辑。感谢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耳提面命，陈砾在新闻业务上突飞猛进，三年之后被评为一级编辑。1953年6月，陈砾被选派赴朝鲜采访停战谈判。他辞别了报社领导和同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跨过鸭绿江，踏上朝鲜的土地。短短四个月，他采写了大量消息和通讯，荣立三等功一次。1989年盛夏的一天，我有机会在家里招待美国朋友、《韦纳奇世界》总编辑伍兹先生，陈砾也在，两位“老总”谈得十分投机。陈砾说：“五十年代，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刀兵相见；今天，我们在饭桌前频频举杯。这世界变化有多大！”
1962年至1982年，陈砾在天津出版系统担任领导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陈砾本人免不了要受到一些“碰撞”。他最敬佩的二姐陈琏，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各种污言秽语朝她脸上泼去，批斗抄家压得她在精神上几近崩溃。终于，在1967年11月19日深夜，外柔内刚的陈琏跳楼自杀，为自己清白的一生划上一个惨烈的句号。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陈砾来到中国日报，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事业之中。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偶尔同小孙子下下棋，算是放松一下。尽管陈砾当“官”多年，有时脾气挺大，但基本上属于“性情中人”，没有那么多“韬略”和“机关”。经常看见他独自一人在发稿室审读“小样”，眼镜架在脑门上，眼睛贴在版面上，一字字，一行行，看得比校对员还仔细。
1993年，64岁的陈砾不再担任总编辑，脑子里始终绷得紧紧的那根弦一下子松弛下来，心理上怎能承受得了？好在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开会、考察用去不少时间。陈砾是个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的人，既然当上“委员”，就要干事。我曾看到一份“两会”简报如此形容：陈委员开会做记录的认真劲儿，无人可比。
突然，陈砾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几年。一个如此热爱工作、渴望工作、以工作为最大乐趣的人，却不得不常年卧床，身不由己，怎不叫人扼腕叹息！病中的陈砾，最大的“遗憾”就是有些想法已经无法表达，最大的“不遗憾”是志同道合的老伴一直呵护在身边。作为报社的员工，我们为陈砾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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