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人民报（Volkskrant）专栏作者Corina Koole收集荷兰女性婚姻的故事，今天以《Chinezen scheiden niet， had Chan geleerd, dus bleef ze te lang getrouwd》（陈知道中国人不会离婚，所以她结婚的时间太长）为题，采访了一名化名为陈（Chan）的荷兰华人中年女性，让她讲述她的爱情与婚姻故事。

以下是本文的翻译。

28年来，陈（43岁）仍然嫁给了一个她无法与之交谈的男人，一切都是因为她要保护家庭的荣誉。

我的父母是荷兰的‘第一代华人’。如果我的母亲不喜欢什么，作为女儿的我们有时会挨打，但她永远不会解释她为什么不喜欢那样东西。华人社区很封闭，感情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谈论，没有人互相求助，也没有华人接受（荷兰的心理）治疗，但是却有很多的八卦。

在我们的家庭中，只有两件事是重要的：好好在学校念书，好好地结婚嫁人。

我的姐姐早早带着一个荷兰人回家了，我的另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突尼斯人，最后的希望落在我身上。作为最年轻的女儿，我必须确保与华人结婚，在大型的婚礼上宴请来自中国各地的宾客。当我在假期工作期间，在一个度假农场的厨房里遇到一个中国的男孩时，我还是个少女。虽然他不会说一句荷兰语并直接从中国来，但我坠入了爱河。

我觉得他很英俊、风趣而又甜蜜，而最重要的，他让我有机会给我父母他们想要的东西。五年后我们结婚了，我的父母为婚礼亲自邀请了客人，那是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但我很高兴父母可以挽回了过去失去的面子。

父母一生都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在朋友和家人的餐馆里努力工作。我要全力以赴地证明他们是有回报的。我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即使在我在不同城市学习的那些年里，我每天晚上都规规矩矩地把自己锁在学生房里。其实，我也大可以穿着短裙和到外面喝酒，但我没有这样做。好像我父母的眼睛穿越了人类的极限，如果我进入了一家酒吧，他们会立刻知道，而我会立刻遭到报复。

同样的忠诚也用在对我的丈夫身上。我们有两个孩子。他也在只讲中文的中餐馆厨房中工作，就像后来他自己经营的寿司吧一样，只讲中文。

他拒绝学习荷兰语。他工作，回家，躺在沙发上，每天都一样。

我在家中负责与外界的联系。我到学校开家长会和老师交谈，和孩子一起决定上什么的中学，做家中的行政工作（收到各种荷语信件之后作出回复，并处理账务等）。我想，假如我能够在星期一早上和同事讨论星期天晚上的电视节目“Wie is de Mol”，我想这是很开心的事情。但可惜，家中我们从来没有看荷兰电视台。

最严重的是，我没有与丈夫分担我的烦恼，我们没有互相讨论任何事情。在我们整个28年的婚姻期间，我们只讨论过日常的家务琐事。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但我几乎不能责怪他，因为他和我接受同样的教育，家丑不要外扬，但也不在家中吵闹。

中国人不会离婚

我一年又一年地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名义上一对结了婚的伴侣，实际上，在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几年，我知道我们必须离婚。

我承认，屈服于命运与屈从父母一样，毫无意义。中国人不会离婚，当你们互相厌倦时，会分开睡觉，然后外部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说三道四的了。

但我在荷兰出生长大，和任何人一样都是荷兰人，只是完全纠结于我的华人情感和婚姻触角。多年来我一直没有想说什么，现在是我的时间。不过，当我父亲在2016年去世时，我觉得不能伤害他。

我很不情愿地告诉了我的姐姐和荷兰女友，我想要离开我的丈夫。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我想去剧场，去电影院，过着真实的生活，但我的丈夫不能，他不可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018年的一天，我焦急地做出了决定。在没有对我丈夫说什么的情况下，我选择了一个地区的律师并预约见面了。我用冰冷的手按响了门铃。律师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他孩子的照片，代表了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我说：我想离婚，我该怎么办？

几天后，他给我丈夫写了一封奶油色纸上的信。我在家门口的垫子上找到这封信，扣下了，想在带着孩子回中国度假六个星期的时候才交给他。当我丈夫读信的时后，我不想在那里。

回到家后，我指望会有激烈的反应，但却没有。我的丈夫打开了这封信，当然无法阅读，因为总是由我处理官方文件，所以他要等我回家才能看。

我仍然害怕他会拒绝，我一直等他，并把律师文件推到他的眼皮底下。他不假思索地真诚地签了名，只有在三个月后我们的婚姻正式结束后，他才明白我做了什么。

当然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这是对的，但我说，我还有其他选择吗？一个你从未与之认真交谈过28年的男人，你能怎么样？评估我们的婚姻已经太晚了。现在他终于离开了，我第一次有空，找了一位不是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医生，让他帮助我解决内心的困惑。

我很高兴，当我和其他人交谈的时候，我不再低下头；我16岁时想穿的鞋子和短裙，现在穿起来仍然很舒服。虽然我有时不得不反思，我的父亲从来都不喜欢这些东西。（黄锦鸿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