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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r ancestors who didn’t have the benefit of a worl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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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涛 2016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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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元老级人物:于友    收藏
当日阅读次数:2    当日博文总阅读数: 1,710

中国日报筹备阶段,人员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度尽劫波、壮心不已的“老将”,另一部分则是初涉新闻、头角峥嵘的“新兵”。就是这样一批新兵老将,硬是把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办了起来,得到中外读者的一致肯定。

作为报社第一届领导班子的成员,于友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早在1935年他19岁时,就在上海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1938年,即抗战爆发第二年,于友在长沙参加了由著名记者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任战地记者。1941年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记者。1942年任湖南衡阳《大刚报》评论员。1943年至1948年,在重庆和上海任美国新闻处翻译。1949年至1959年,在北京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

1957年,于友正是年富力强、可以大显身手之时,一场“龙卷风”将他的抱负吹得烟消云散。“反右”斗争中,《光明日报》是“重灾区”。于友虽然当年没有遭难,但在1959年“反右倾”中终于被打成“漏网右派”,流放到“北大荒”,身心遭到难以想象的摧残,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和老伴一起返回北京。

1980年,已经64岁的于友调来中国日报,任副总编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开足马力,要把过去二十年的损失找回来。1981年初,报社派他和另外两名编辑前往泰国《曼谷邮报》考察非英语国家办英文报纸的经验。曼谷归来,于友和同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书面报告,提出十点建议,供社委会决策参考。

1981年6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之后,于友先后主持夜班发稿和特刊,工作扎扎实实,从不张扬。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务实,低调,藏而不露。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里,曾结交过许多“名编”、“名记”,却从不以此炫耀自己;采访过许多重大事件,也从不向别人吹嘘。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被派往朝鲜战地进行采访,是少数几个允许进入板门店停战签字会场的记者之一。这个“闪光点”,报社很少有人知道。

1989年,73岁的于友从中国日报离休。从不服老的他,“离”而不“休”,老当益壮,坚持读书写作,发表了许多具有文献价值的回忆文章。他说:“新闻记者当不了,还可以当旧闻记者嘛。”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界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于友的回忆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范长江、胡愈之、刘尊棋、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恽逸群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精彩评介。由于作者和他所记述的人有过战友、师生或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文章写得特别真实、生动,读起来有一种“亲历历史”的感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收入《记者生涯缤纷录》一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于友希望,此书能得到那些“尊重前人经验的人们”的重视,并对“各种传媒后来人”有所帮助。

于友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他的新闻工作经验主要来自实践。他在1942年购于湖南衡阳的《英汉模范字典》,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帮他解决了许多翻译上的问题,出版了不少外国记者著作的译本。岁月流逝,人书俱老,他仍珍藏着这本页面已经发黄的字典,用灰绸子裹着,放在书架显眼的地方。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在80岁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而且兴致极高,作品不断。

于友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他不但指导我用英文完成硕士论文,而且引导我用中文写作散文随笔。那是1994年初秋的一天,我到于老师家串门儿。于老师说,他看到我写的那篇关于作家王蒙的英文专访,挺好,能否用中文再写一篇。我说:“我怕写不好。”于老师说:“绝对没问题。”就这样,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篇习作《王蒙:变幻无穷的大蝴蝶》,发表在于老师担任主编的《群言》杂志上。

“中国日报的记者最好都能双语写作,”于老师对我说。他认为,中文写作和英文写作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技巧和审美情趣。兼通英汉,方能妙笔生花。

苦难的经历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财富。于老师在“北大荒”含辛茹苦长达二十年之久,深知“拨乱反正”之不易和“改革开放”之重要。百废待举,他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埋头工作,他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和老伴在1944年结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忘记对下一代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因此四个子女个个争气,学业有成,事业有成。

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于老师,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真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心眼里为他感到高兴。他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保持头脑清醒,努力做到“与时俱进”。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国日报,渴望同年轻人沟通思想,探讨问题。报社的内部刊物《晚晴》经常刊登他的深度短文。生命在于质量。于老师说得好,即使飞越百岁,也要健康地活着,清醒地活着,智慧地活着,充满朝气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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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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