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筹备阶段，人员组成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度尽劫波、壮心不已的“老将”，另一部分则是初涉新闻、头角峥嵘的“新兵”。就是这样一批新兵老将，硬是把新中国第一份英文日报办了起来，得到中外读者的一致肯定。

作为报社第一届领导班子的成员，于友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早在1935年他19岁时，就在上海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1938年，即抗战爆发第二年，于友在长沙参加了由著名记者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任战地记者。1941年任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记者。1942年任湖南衡阳《大刚报》评论员。1943年至1948年，在重庆和上海任美国新闻处翻译。1949年至1959年，在北京任《光明日报》国际部主任、编委。

1957年，于友正是年富力强、可以大显身手之时，一场“龙卷风”将他的抱负吹得烟消云散。“反右”斗争中，《光明日报》是“重灾区”。于友虽然当年没有遭难，但在1959年“反右倾”中终于被打成“漏网右派”，流放到“北大荒”，身心遭到难以想象的摧残，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和老伴一起返回北京。

1980年，已经64岁的于友调来中国日报，任副总编辑，心里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开足马力，要把过去二十年的损失找回来。1981年初，报社派他和另外两名编辑前往泰国《曼谷邮报》考察非英语国家办英文报纸的经验。曼谷归来，于友和同伴草拟了一个详细的书面报告，提出十点建议，供社委会决策参考。

1981年6月1日中国日报创刊之后，于友先后主持夜班发稿和特刊，工作扎扎实实，从不张扬。这是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务实，低调，藏而不露。在他漫长的记者生涯里，曾结交过许多“名编”、“名记”，却从不以此炫耀自己；采访过许多重大事件，也从不向别人吹嘘。比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曾两次被派往朝鲜战地进行采访，是少数几个允许进入板门店停战签字会场的记者之一。这个“闪光点”，报社很少有人知道。

1989年，73岁的于友从中国日报离休。从不服老的他，“离”而不“休”，老当益壮，坚持读书写作，发表了许多具有文献价值的回忆文章。他说：“新闻记者当不了，还可以当旧闻记者嘛。”

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界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在于友的回忆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范长江、胡愈之、刘尊棋、成舍我、张友鸾、萨空了、恽逸群等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精彩评介。由于作者和他所记述的人有过战友、师生或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文章写得特别真实、生动，读起来有一种“亲历历史”的感觉。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收入《记者生涯缤纷录》一书，由新华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于友希望，此书能得到那些“尊重前人经验的人们”的重视，并对“各种传媒后来人”有所帮助。

于友没有上过正规大学，他的新闻工作经验主要来自实践。他在1942年购于湖南衡阳的《英汉模范字典》，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帮他解决了许多翻译上的问题，出版了不少外国记者著作的译本。岁月流逝，人书俱老，他仍珍藏着这本页面已经发黄的字典，用灰绸子裹着，放在书架显眼的地方。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在80岁开始学习用电脑写作，而且兴致极高，作品不断。

于友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他不但指导我用英文完成硕士论文，而且引导我用中文写作散文随笔。那是1994年初秋的一天，我到于老师家串门儿。于老师说，他看到我写的那篇关于作家王蒙的英文专访，挺好，能否用中文再写一篇。我说：“我怕写不好。”于老师说：“绝对没问题。”就这样，在他的鼓励下，我写了第一篇习作《王蒙：变幻无穷的大蝴蝶》，发表在于老师担任主编的《群言》杂志上。

“中国日报的记者最好都能双语写作，”于老师对我说。他认为，中文写作和英文写作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技巧和审美情趣。兼通英汉，方能妙笔生花。

苦难的经历可以成为一个人的财富。于老师在“北大荒”含辛茹苦长达二十年之久，深知“拨乱反正”之不易和“改革开放”之重要。百废待举，他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埋头工作，他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他和老伴在1944年结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没有忘记对下一代的道德教育和文化教育，因此四个子女个个争气，学业有成，事业有成。

今年已经百岁高龄的于老师，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真让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从心眼里为他感到高兴。他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保持头脑清醒，努力做到“与时俱进”。他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中国日报，渴望同年轻人沟通思想，探讨问题。报社的内部刊物《晚晴》经常刊登他的深度短文。生命在于质量。于老师说得好，即使飞越百岁，也要健康地活着，清醒地活着，智慧地活着，充满朝气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