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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r ancestors who didn’t have the benefit of a worl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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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惠恕博克 2016年0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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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论结束语    收藏
当日阅读次数:1    当日博文总阅读数: 308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谈了对于“四次犯罪高峰”的认识。作者从来认为:出版部门若对学者研究限制太多,不但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无助于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论》结束语

刘惠恕

贯彻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幸福生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

在前七章中,我们分别从道德、文化、学校教育、青少年犯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党的建设、公检法工作的不同角度,分析了其与社会治安的关系。通过各章分析,可以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目前中国社会治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确实是由于社会的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因此,中共中央就解决问题所提出的基本方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只有在各方面工作中坚持这一基本方针,才能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幸福生活,同时也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自身得到巩固。因此,贯彻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须加以解决的时代课题。在值全书结束之际,这里仅就我国社会治安目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做一些说明,以便于读者理解目前贯彻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迫切性。

根据犯罪学家的说法,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共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这一说法见于“国情调查研究”课题组在中国国情网上所发表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文。根据这种说法,建国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为建国初期,顶峰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从犯罪内容来看,***罪占相当比重。此后从1952——1960年,年发案率保持在2030万起。第二次犯罪高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顶峰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犯案内容多盗窃罪,发案率较上一高峰期的58.4%上升至81%,犯案人员中***减少,中老年人减少,青少年犯罪分子增多。第三次犯罪高峰为十年“***”时期,顶峰为1973年,当年立案率53.5万起,从犯案内容来看,具有“打、砸、抢”的政治特点。第四次犯罪高峰为20世纪70——80年代交替时期,顶峰为1981年,1979年的立案率为53万起,至1981年达到89万起,犯案内容以***、流氓、抢劫、盗窃为主,犯罪成员多1425岁的青少年,约占犯罪人员总比的7080%。第五次犯罪高峰为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案率逐年上升,90年代中期的发案率为80年代前半期的8倍。

本书第一章在说明新中国成立后所出现的五次道德危机时,也沿用了这种说法。但是,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五次犯罪高峰”的说法并不准确,而只能称作是四次犯罪“浪谷”和一次犯罪“高峰”。这是因为前四次犯罪“高峰”不论是从规模上来说,还是从犯罪形式来看,都不足以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相比较。具体来说是:建国后的第一次犯罪“高峰”和“***”时的第三次犯罪“高峰”,都具有明显的政治特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犯罪“高峰”具有明显的饥寒为盗的特点,而这一次犯罪“高峰”之所以产生,也是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就犯罪性质而言,只有第四次犯罪“高峰”和第五次犯罪高峰是相一致,即它们都是由于综合社会因素所引起的。但是就犯罪的规模而言,第四次“高峰”却是不能与第五次犯罪高峰同日而语的,因此,就真实意义上的犯罪高峰而言,只有第五次犯罪高峰可以称得上是高峰,而前四次犯罪“高峰”我们只能称之为“浪谷”。

而我们只所以把第五次犯罪高峰称之为高峰,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社会犯罪的浪潮迄今在逐波增长,我们无法确切地说出它何时才能达到真正的顶峰。此外,仅就犯罪的内容或形式而言,它也展现出了与前三次犯罪“高峰”截然不同的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犯罪特点。这些犯罪特点主要表现为:

1)社会刑事犯罪活动仍呈上升趋势,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社会的道德危机,这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恶性犯罪、对社会报复性犯罪的增多——如抢劫银行、爆炸、投毒等犯罪活动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2)社会职务犯罪的大幅度增长,它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社会政治思想信仰的危机;

3)负案在逃人员的增多,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家司法机关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

4)社会上黄、赌、毒犯罪现象增多,它在一定程度上凸现了社会的文化危机,而色情犯罪、***犯罪对于艾滋病的蔓延和民族身心所造成的其他危害更不容忽视(目前尚未见中国现今社会***人数与鸦片战争时期***人数规模的比较研究文章,但这一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

5)社会上“黑社会”犯罪势力恶性膨胀,而***中国“黑社会”犯罪现象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有经济实体支撑,二是有的“黑社会”势力渗入地方政权机构或与少数地方干部勾结从事违法活动,而使其活动沾染上政治色彩,三是出现了少数“黑社会”团伙与警方勾结为恶的现象,这些情况在一定意义上凸现了社会的***。

上述五点不能说是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犯罪特点,但是它却能够说明***中国社会治安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及贯彻中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紧迫性。关于如何贯彻中共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中央提出的方法是抓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1]六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在坚持贯彻中央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或重点所在。看来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人们的道德精神境界,应是解决问题的重点所在。因为我们最起码可以举出国内、外两方面的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中国面临着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境,但是社会治安秩序良好,许多农村民众宁可饿死,却不轰抢县城的粮食。[2]这说明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未垮,学校教育制度未垮,人们的行为普遍受着道德规范的约束,因此它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

第二个例证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一次洛杉矶市停电,一夜之间发生了数万起抢劫商店的犯罪。但是自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明星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后,由于他深知黄色文化对社会的危害,带头从事“扫黄”活动,后来在布什总统在位期间,又掀起少女“保护处女膜”运动,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治安秩序明显好转,社会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下降,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夜不闭户”的现象,以至2003年间美国加州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时,极少发生抢劫商店的犯罪案。

上述两个例证说明,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准的高低有一定的联系(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但并非是直接的联系。社会治安秩序的好坏,关键在于社会文化建设水准的高低及人们自我道德约束力的强弱。就现今中国而言,导致社会民众道德约束力降低的实质因素是暴力文化、色情文化、金钱文化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削弱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因此,我们只有从克服现今中国文化领域中所出现的这三大弊端着手,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学校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才能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在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中国暴力文化、色情文化、金钱文化之所以能够蔓延,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败或衰退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抑制刑事犯罪的因素)。因此,要最终抑制中国社会犯罪现象的增长趋势,尚需要在文化领域中扶正祛邪。当然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还要兼及民众就业、党的建设、国家司法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工作。鉴于这一观点在本书第二章及其他各章中均有说明,这里不再展开。谨写这些,权充结语。                                                 200424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2] 参见报载当时有关干部的回忆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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