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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r ancestors who didn’t have the benefit of a world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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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 Dai 07月08日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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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重刑监狱教汉语|镜相    收藏
当日阅读次数:1    当日博文总阅读数: 1,889


铁窗里的大学

文/ 江岚 编辑/ 薛雍乐
湃客号@江岚 Lan Jiang




2012年春季学期刚开始的一个上午,大雪初晴,我开车从高速公路转入镇上的小路,经过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荒僻地段,停在一栋古堡一样的巨大建筑物前。



这是最高安保级别的重刑男犯监狱,位于纽约上州的“东部惩教所”(Eastern Correctional Facility)。

踏进大门,我立刻被那种单调、森严的气氛包围。眼前没有寻常办公场所常见的绿色花草,只有一道道电动铁栅栏;没有衣着鲜亮、首饰齐整的女秘书,只有荷枪实弹、不苟言笑的警察。

我登记了姓名和抵达时间,通过安检。皮包、钱夹、手机、笔记本……统统被勒令放回了车上,我的衣袋里最后只留下钥匙和证件。

监狱的行政秘书南希领着我去见应该见的那些人,一路又登记了几次姓名和时间。这栋庞大的建筑物按行政功能分几大块,每块之间都有数名狱警共同把守着一个与天花板齐高的大铁笼子。若要从A区到B区,必须由A区狱警先放行,进入铁笼子里等B区狱警开门,进出的工作人员都不能例外。每个铁笼子被分隔成三部分,供不同身份的人通行。

南希带我从中间穿过。重重的大铁门次第在我身后“哐啷”、“哐啷”合上,南希跟我说天气、说她的孙儿、说退休后想搬去南方……我只陪笑敷衍,手心发凉,这种气氛委实令人紧张。

“以后总会有人陪着你的,不用担心迷路,”南希笑。那是当然的,即便拿到了特许的进出通行证,我也绝不可能被允许在这样的地方单独行动。

有关部门费这许多周折把我弄进来,是为了让我能够给由40余名犯人组成的两个班授课。

这个名为Bard Prison Initiative(BPI)的项目由纽约巴德文理学院正式设立于1999年,在纽约州涵盖九所安保级别不同的男犯和女犯监狱,为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正规高等学制教育,包括本科和硕士学历,每学期开设的课程横跨不同专业,总共超过六十门课。

项目组联系到我,起因于有一批犯人联名提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学汉语。请愿书上写明,他们还希望“最好能进一步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所以,项目组希望能找到一个有中国古典文学背景的教授。

我一听就相当好奇。这些重刑犯为什么主动要求学中文?他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怎么知道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本名著叫《红楼梦》?关于中国他们还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

我的教授同行们听说后都很兴奋:“在一个非同寻常的环境里面对一群非同寻常的学生,很有意思,应该去!”搞行政的同事们反应则大不一样:“这可倒好,把罪犯培养得比我们还厉害!联邦政府就是这样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家人自然旗帜鲜明地反对,尤其是我家老二:“那些都是犯人,犯人!妈咪你懂不懂?!危险!”

危险……可我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拒绝。

通过州政府和华盛顿特区的电话面试,又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背景调查和健康检疫,我接下了教学任务:从基础汉语开始,系统设置中国语言文化课程,将其与BPI里亚洲研究专业中国方向的要求对接。





头一天上课,我按规定提前15分钟到,门厅里已经有两位教授坐着了。

从性质上来讲,BPI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大学”,但其规模十分有限。由于授课地点的特殊限制,不可能设置需要大量实验器材的专业,所以课程以人文社科类为主,艺术类只有绘画,理科只有数学。“东部惩教所”建筑面积很大。可在辟出一块相对独立的教学区域毕竟不容易,每天上午、下午的授课时段里,通常最多只能接受四名教授。

我过了那道比机场安检严苛得多的安检门,和先到的两位教授相见。他们一个是巴德学院哲学系的老教授;另一个教线性代数,和我一样是外聘的,来自康奈尔大学——当巴德学院现有的师资队伍无法满足学生的专业需求时,项目组就会到其他高校或专业机构中去找。

我的学生中后来就出了一位数学天才,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常安德。他在BPI拿到数学硕士后还想继续深造,而巴德学院并没有数学博士学位,项目组就帮他联系到法国鲁昂商学院,让他每周在固定时间接受教授的电话指导。这是后话了。



教学区位于大楼深处,两头都有狱警把守。再次签到后,我终于见到这一班特殊学生们。他们规规矩矩地沿墙围坐,除了穿着统一的深绿色囚服之外,他们的外表和任何一个大学里的学生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怙恶不悛、凶神恶煞。我原先有点忐忑的心情很快平静了下来。

能被BPI录取的学生,都是高中阶段成绩优异、在监狱里表现得比较好、获得减刑机会比较大的犯人。按项目规定,我们不能过问学生们的背景,尤其不能打探他们的入狱情由。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们全被判处了25年以上监禁。

第一堂课,我教的是“中级汉语III”,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主持编写的All Things Considered: An Advanced Reader of Modern Chinese。这本教材是上一位中文教授指定的。

首先为这些学生开设汉语课并制定了课程大框架的,是耶鲁大学亚洲研究中国方向毕业的Nagel博士。他的总体教学目标,是要让学生们在完成三年六个进阶的学习之后,汉语的听、说、读、写达到一般母语水平。但这位年轻的博士因工作变动,没能亲自完成计划。项目组又相继引进过两位教师,任教时间都不算长,到我加入,这个班的2010级学生们已经学了两年汉语。

我的前任们给他们打下了很好的听、读基础。一篇八百多字的课文,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可以不依靠拼音,从头读到尾。除了关键的语法点、文化点我必须用英文解释之外,用汉语授课基本没问题。正是这些积累,加上BPI涵盖的文史哲各科通识课程,使学生们了解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内容,进而对汉语言文化产生强烈兴趣,这便是他们最初提交那份请愿书的缘由。

可是,不同教师的风格和要求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这一班学生比较突出的弱点在于,其一,关于词汇、句法的知识碎片化;其二,在会话中把握不住四声;其三,缺乏字法基本知识,将汉字形体过于图形化。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打算进入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这些弱点无疑将阻碍他们的深化学习。于是,在每堂课的课后作业之外,我给他们布置了两项每周一次的固定功课:一是背诵一首唐诗,以训练四声组合的发音;二是抄写生字,每个生字20遍,以熟悉并牢记汉字结构。

第一天的课结束,我在黑板上留下了要求他们背诵的第一首唐诗,白居易的《题李次云窗竹》:不用裁为鸣凤管,不须截作钓鱼竿。千花百草凋零后,留向纷纷雪里看。





从此,我每天一进教室,学生们便很自觉地先齐声背诵唐诗。

这些诗歌,我通常不大讲解。首先因为语言课不是文学课,我要求他们背诵的目的,只是用诗句里平仄音调的完美结合来训练他们的四声;其次,我对唐诗的魅力有无穷信心。他们都是成年的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很强,这些诗歌自身的音韵琳琅、字词优美必将诱使他们主动去追寻诗句的内涵——这一招在我十余年的教学过程中屡试不爽。我只要等学生们拿着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来提问的时候,再解答就可以了。

要他们抄写汉字则没这么简单。凭心而论,这种作业的确又花时间又枯燥,难以让他们发挥个人智力水平。于是就有人跳出来抵制,领头的那一个中文名字叫“郝亚德”。

第一次,我发现他的字词抄写本没交,他说没时间完成,表情不失恭敬,但语气很硬。我点点头,叫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写在黑板上。

结果不出我所料,三个字中前后两个都漏了笔划,看起来似是而非。我把笔划补齐,平静地对他说:这一周除了生字以外,再加上你自己名字这三个字,还是每个字抄20遍。

到了下一周,他照样不交。我也不说话,径直走到他面前,站定了盯着他。“真是没时间写!”他也站了起来,自以为理由充分地辩解道:“过去也不用写这么无聊的作业,我们还不是一样可以说中文!”

“过去你们的教授不是我。”

“学中文,只要会说就可以,为什么要写那些字?!”这个意大利裔男生的个头高出我许多,皱着眉头居高临下,满脸不屑。

“关于为什么,我想,我已经清楚解释过了,不打算重复,”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回答。“如果下周你还是没时间写,那么,你就不用到我的课堂上来了。”

我的语气和态度显然激怒了他,我们之间的空气变得有些紧张。其他学生见状赶忙低声呵斥他:“坐下!她是教授!你想被关禁闭吗?!”

“禁闭”这个词让郝亚德一下子泄了气。到第三周,他的抄写作业按时交上来了。他的屈服分明不情不愿,我只当不知道,暂时不去理会他。



时间以每周四节课的节奏按部就班地滑过,转眼到了期末考。学生们答完了题,下课铃还没响,我们都不得离开教室。这个空档里,他们开始和我聊起下学期各自想确定的专业方向。十几个人七嘴八舌之间,只听郝亚德的声音说:“教授,我想选社会学专业,以后可以当社工!辅修亚洲研究的中国方向!”确实,社工需要服务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新移民,而华人正是其中的一大群体。

“哦?”我反问他,“那接下来要写的字更多了,你确定?”

“我确定。是要坚持写写写才能记得那些字,我现在觉得中文没那么难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抓耳挠腮,“对不起,教授。”

看着他扭扭捏捏地道歉,我笑起来,心里真的高兴。

“汉字本身是非母语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兴趣所在,书写的难度不应该成为学习汉语的障碍。”这是澳大利亚汉语教育界经过数年实证对比研究得出的结论。很多教师在汉语教学中(尤其在初级阶段),唯恐要求写汉字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削弱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这种顾虑其实大半出于想象。在实践中,只要针对学生的特点适度把握,写汉字不见得是一件高难度的课业要求。

根据本科教学要求,在中级第三阶段语言课上拿到85分以上的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并得到辅修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机会。这次期末考,郝亚德的成绩是92分。





2013年的八月特别忙,因为新一届学生的招生工作开始了。那年递交入学申请的犯人一共165名,经过几轮严格筛选后虽然只有32人得到面试机会,但在我们能够进出监狱的有限时间里,逐一面试这些申请人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

九月,秋季学期开始,BPI近700名注册学生中又增加了15名新生,其中有12名选了初级汉语课,倒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全都对中国非常感兴趣,或许也是我头一年教学的口碑不错所致。

开学两周后,13届新生班里的白艾力(这是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又因写汉字向我发难。他的话语方式和当初的郝亚德如出一辙,态度更加恶劣,甚至嘟囔出了一句粗话。

我佯装没听见,面无表情地强调我的原则:你要么下回老实抄抄抄,要么退出我的课堂。

即使在普通大学,公然辱骂教授的行为也是要被处理的,更别提在这里!如果白艾力在开学没几天就被我一状告上去,接下来的后果远不是被警告或受处分那么简单。所以,他不敢坚持公开和我抬杠,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没再和我闹过别扭。只是,短短的寒假过后,我发现他退出了我春季学期的班级。

留下的这11个(其实到后来还是12个,因为白艾力回来了)是我十余年高校教学生涯里见过的最用功、进步最迅速的学生。每堂课三小时,他们连中间休息都不要,一口水不喝,只为了能听我“多讲一点,再多讲一点”。对于非母语的学生而言,在没有文化语境的美国课堂里学汉语,其难度之大,人所共知,何况是在监狱!我不能用PPT课件,他们当时也没有必须的听力训练设备。在如此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在同等课时长度里所达到的汉语水平,却是“外面”高校里的普通学生无法企及的。



又一个草木葱茏的初夏,专攻动漫设计的Marcus在期末口试中用中文讲述他做过的一个梦。他说,自己在梦里飞到中国,在一栋“很高很高的大楼的头上”看见了一位中国姑娘的身影。他想认识她,就落下来走到她身边,只见那姑娘在唱歌,“她的歌唱是很好听”。

唱完了,姑娘问他:“你喜欢我的歌吗?” Marcus点点头。姑娘站起来,指着下面市区的街道:“这是北京。这是我的国家。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回答:“不知道。”姑娘又问了一遍:“你喜欢我的国家吗?” Marcus还是懵懵懂懂,答非所问:“我会说一点点中文。” 那姑娘笑了,慢慢飞升起来:“你一学中文越来越多,就会喜欢中国。”

Marcus舍不得她走,追上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美丽”。他继续追问:“美丽,我以后还会见到你吗?”她微笑不语,渐升渐高,慢慢消失在北京的天空里。

因为是考试, Marcus的语速比较慢,挖空心思套用句型组成的句子难免错误,所有舌面音都发得咬牙切齿、似是而非。但这个不无浪漫色彩的梦境所表现的主题已经足够明白:他喜欢学汉语,热爱中华文化。

Marcus不是一个特例。数学专业的Anthony是第二代西班牙裔移民,平时在课上话不多,但他对句型、词汇和发音的掌握都相当不错。这次口试,他讲的是某天和朋友一起吃饭的场景。

他说,朋友们不相信他会讲中文,当场叫他翻译:“If you don’t like that cake, give it to me.” Anthony想都不用想,一开口就说:“如果你不想吃那块蛋糕,就给我吧。”

朋友惊讶之余,叫他用西班牙文把同样的意思再重复一遍,结果他竟然愣在那里,半天说不上来。

“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朋友笑话我,可是我不觉得害羞。汉语很难,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学好。为了学好汉语,我也学会安排我的时间了,这很重要。”

还有Brian,那个患有肌肉萎缩症、右手指关节功能严重退化的学生。我不止一次告诉他,不必完成抄写汉字的课后作业。可就因为我在课堂上反复对其他学生强调必须要写,他找来海绵小圆球套住铅笔,坚持和别的同学一样,将每个生字词一笔一划抄写二十遍。我于心不忍,说:“差不多能认读就好,不用写这么多。”

“您不是说不写就不会记得吗,教授?”他憨憨地笑,说,“我真想学好汉语。”

如果要追究他们为什么要学汉语,答案其实并不在于学汉语将来究竟有多大“用处”,而恰恰在于掌握汉语之难。惟其难学,这才成了他们挑战自我、重塑自我的试炼。他们都坚信,能学好汉语,就一定能把别的事情都做好。

“外面”的教授同事们猜测说,这些学生除了念书没有别的事可干,所以学业进步神速。这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成为BPI的学生激起了他们的荣誉感,让他们感到自己比其他犯人具备更大的潜力,这开启了他们未来人生的新希望,所以他们格外珍惜学习机会,无论学什么,再苦再累也要做到最好。

尽管在狱警眼中,他们始终是犯人,但教授们却大不一样。在这个极端特殊的全封闭教学环境里,师生关系比在普通大学校园里紧密得多。这些学生用自己的努力,推动着我和每一位BPI的人想方设法,为让他们学有所成费尽心机。





从2012年底开始,我为学生们争取到美国《侨报》的订阅,中文报纸每周两次被定期送入;我坚持要提供给他们的听力训练材料和设备,也于13年春到位了;随后,我联系一些出版社,为他们捐赠的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读本陆续被送入教学区小小的图书馆。接下来的14学年,我则开始准备新课程的开设。

语言学到一定阶段,光凭书本的文字描述是不可能深化理性认识的。而且,当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些学生最终选专业时,更可能将亚洲研究作为辅修,而非主攻方向。从教学的角度,我要传授给他们的也不仅是一两项技能,更重要的是改变他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角度。所以,在养成他们的语言基础技能之后,课程需要转移到文化方面,重点在哲学和历史,不在文学。

我大幅度调整原先Nagel博士的教学框架,首先将高级语言课后的“中国古典文学,包括《红楼梦》”换成了唐诗。一来经过三年平均每两周一首的背诵练习,学生们已有了感性积累的基础,教学上便于深入;二来只要认真选诗,唐诗中有足够的典故串联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传统的关键点,可以与他们的另一门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系统内容相辅相成。

其次,我抽空看了大量国产电影,想找几部合适的影片,在“高级中文”之后开设“电影看现当代中国”。亚洲研究中国方向的教授除我之外都不是华人,而是我们概念里的“汉学家”,多偏重古典中国。所以我决定开一门展示现当代中国社会的课程,否则学生们如何能明白书上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持续数千年“不间断”的文化?

我早早动手写报告,将需要的材料提前送审。BPI的教学和日常事务管理由校方和监狱方共同完成,绝大多数事情都需要平行的决策才能确定。不经过这一道道审核程序,任何一张小纸片都无法携带进出监狱。我曾擅自带过一支毛笔想给学生看,结果过安检时被捡了出来,更何况这次我打算带进去这么多部电影?!“唐诗里的中国历史与文化”很快被通过,电影却颇艰难,最后我选出的18部影片里只有7部通过(被刷下来的包括《红高粱》、《霸王别姬》和《饮食男女》)。不过我好歹算是顺利把课开出来了。

其实,若只求完成工作任务,并不需要费这许多周折。但这些学生太特殊了。他们将来即便拿到文凭出去,也必须比普通人强得多,才有可能真正得到机会“重新做人”。所以,我们作为授业之师,要承担的责任也比在“外面”面对普通大学生严峻得多。



14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照常到监狱,一进门就眼前一亮。安检门的那一头站着十几二十个穿统一制服的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高大挺拔,气质雄健又彬彬有礼。这是西点军校的辩论队,是来和BPI辩论队切磋的。

这时的BPI辩论队才组建没多久,由资深的演讲教授指导。我们这里的学生不能频繁出去,教授就设法将别的高校辩论队请进来,为此耗费了不知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精力。附近的康奈尔、耶鲁、宾州大学等等名校的辩论队,差不多都被他请遍了。

我的学生中有4个在辩论队里。他们时不时会拿着辩论题目来问我,“中国人会怎么看”关于教育公平、信息安全、媒体监督等问题。准备辩论赛的过程十分艰辛,他们不能上网,等所需要的资料经过层层审核送进来,他们已经损失了至少一周的备战时间,唯一的补救方式就是熬夜。

某天下了课,我们几个教授照例在教学区走廊尽头等候被护送出去。我和演讲教授闲聊:“为了准备这一轮比赛,Carl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今天在我的课堂上眼睛都快睁不开了,他旁边的同学一直用力捅他。”

“他是辩论队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一,” 演讲教授笑着回答。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些项目存在的意义,在“东部惩教所”就有不少狱警反对为犯人们提供任何正规教育,尽管项目经费其实全由私人慈善基金支持,并没有花纳税人的钱。这些狱警与“外面”持同样意见的人们一起,为抵制这些项目奔走宣传。连带着,他们也不欢迎我们这些人在监狱进进出出,动不动就给我们脸色看,过安检时刁难我们更是常有的事。

幸运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和机构认为这项工作“很有意义”,以各种方式来支持我们改变重刑犯的人生轨迹。

2015年的全美大学生辩论赛总决赛上,BPI的辩手击败哈佛队,夺得冠军。一夜之间,这条消息炸翻了媒体。赞扬和认可、质疑和讨伐,都如潮水汹涌。但事实永远拥有最强的说服力:仅2013学年,BPI 就为300余名学生颁发了本科学位证书。他们当中的刑满出狱者,找到工作能自食其力的超过80%;据纽约州政府统计,其他刑满释放犯无法回归社会、最终重复犯罪再次入狱的比例超过40%,而历年来,BPI毕业出狱学生的再犯罪率是零。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才是力量,在这里得到了终极体现。


BPI辩论队的冠军辩手,左一为Carl

Carl作为决赛辩手之一,夺冠回到课堂上之时,我也收到了院方和监狱方联合签发的正式通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将制作一部电视专题片,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不定期来BPI实地拍摄,第一轮的拍摄策划中列入了我的课堂,尽管出于人身安全考虑,我们教授的脸都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媒体报道中。

“也没什么好特别准备的吧,我们上我们的课,他们拍他们的,”我说。

“教授!我们把中文学得这么好,难道不要向那些没文化的人秀一下实力吗?!”白艾力在他固定的角落里,故意模仿我平时的说话方式,坏坏地笑。

白艾力是在2014年回来的。那年暑假我收到项目组的邮件,说白艾力想回到我班上来。我起初不同意,倒不是对他有成见,而是认为他缺了整整一学期的课,怎么能跟上进度?我随后被告知,白艾力保证利用暑假时间,用同学的笔记自学赶上进度,但我还是半信半疑,只说要等他通过考试才能算数。

没想到他真的凭着一股子狠劲儿,说到做到,顺利回到我班上来,后来甚至成为专攻美国移民文学的硕士,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离散、融合与回归:美国西班牙裔与华裔移民文学比较研究”。

他那天的提议引来全班一致附和,我们后来决定给PBS的摄制组唱一首歌,选来选去选定了《我和你》。他们唱中文主旋律,我用英文相和:

“……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

摄制组到来的那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随行。拍摄结束后,有几个人陪她坐在我的教室,听了二十几分钟课,然后安静地离开。

下课我走出教室,老太太从走廊另一头迎上来说,中文课太有意思了。她握着我的手不断道谢,一旁的狱方教育监理介绍说,这位看上去十分娴雅整齐的老人,是BPI项目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学费、书本费、管理费,以及我们这些教授和管理人员的薪水……成年累月的花费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要资助这样一个项目呢?我忍不住好奇地问。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他们会,我们也会,”老太太从容地说,“当然,他们犯的错误比较严重。人的一生很长啊,我希望能帮助他们得到机会,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

是。不难推断,他们被监禁在这样戒备森严的地方、服刑长达25年以上,必定做过不止一两件伤天害理的事。但是,无论他们过去曾做过什么,只要我们能够藉由这个平台,向他们传达一点人性的善、生命的美、自然的真纯,让他们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今后真的能够树立起崭新的人生观和道德规范,那么,我们所有人为这个项目的存在和实施所付出的努力,就是有严肃意义的。



尾声


等到“唐诗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电影看现当代中国”两门课陆续开起来,选修的学生已经是10届、12届和13届的学生混杂。我又多了指导硕士研究生论文的任务,有的学年开晚课,有的学期开暑期课,进出监狱益发频繁。平日里但凡能接起朋友同事的电话,对方一开口就少不得调侃一句:“从牢里出来了?”

然而监狱里的教学空间是有限的。基础学科以外的课程必须轮换,我的课程周期结束,要换给西班牙文化与文学了。最后一次课上,下课前十分钟,所有我教过的学生都来到了我的教室——他们早就说服了狱警,否则在下课铃响之前他们是不能离开各自教室的。他们逐一和我拥抱告别,每人送给我一支黑色圆珠笔说,我让他们写过的汉字,是他们铁窗生涯里的阳光。



这个初夏,随着学年的结束,我带着32支圆珠笔,离开了“东部惩教所”。可BPI 的发展越来越生机盎然,正重新定义着教育公平与刑事司法、社会安全保障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它一方面积极帮助康涅狄格州、艾奥瓦州、马里兰州、印第安纳州和世界十几个国家的高等院校,设计适合当地的监狱学制教育项目。另一方面,它也秉持着“用知识重塑人生”的理念,在临近地区尝试用各种教育项目服务不同的弱势群体。如今,纽约州政府社区服务中心、纽约市布鲁克林图书馆等处,都有BPI 主导的新项目进入实施。

正如美国前总统Bill Clinton在他的著作《给予》(Giving)一书中所提到的,BPI 是“对一个安全的、更有创造力的社会最好的投资”。到今年秋天,这个项目将迎来二十周年纪念日,PBS的报道片也将正式播出。我肯定不会在电视画面中看到自己,那么,我会看到这32支圆珠笔中的哪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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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g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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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湃客号@江岚Lan Jiang   原文作者:江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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