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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汉 2018年0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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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癫狂B,道县大屠杀感染了暴虐的传染病    收藏
当日阅读次数:1    当日博文总阅读数: 122

鲜为人知的湖南道县大屠杀惨案

来源,新浪

提要: 湖南道县惨案,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全县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零陵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份411人。被杀的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10天,其中未成年人826人。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气得脸色铁青,并指示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道县在“文革”期间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法无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创造发明

1967年8月17日上午,清塘公社清塘大队俱乐部礼堂召开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是临时决定召开的。原来,16日上午,区干部周仁专程从清塘赶到营江,向区武装部长、“红联”营江前线总指挥关有志报告说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一个是大神山老反革命分子王凤为首组织的“农民党”,已经发展到了四五百人;一个是地主分子蒋伟珠为首的“新民党”,已发展到七八百人,还有电台。这两个反革命组织都有行动纲领,有计划,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搞暴乱,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于是,8月17日上午,关有志坐着拖拉机,风风火火赶回清塘,主持召开了这次大会。

会场如临大敌口,布满岗哨。关有志在讲话中说:我们区已经破获了两个反革命组织。他们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要搞反革命政变。阶级敌人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敌人磨刀,我们磨刀;敌人擦枪,我们擦枪,现在公检法都瘫痪了,阶级敌人如果拿刀杀我们,我们就要杀他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周仁在会上提出:“现在政法部门都瘫痪了,真正是罪大恶极的五类分子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事先不用请示,事后也不用报告,最高人民法庭就是贫下中农。如果我们内部有叛徒,不管他是脱产干部,还是带手表的,穿壳壳鞋(皮鞋)的,在哪里发现就在哪里搞掉!”会议立即变成了杀人动员大会。

会议结束后,久佳、新塘两个公社的5个大队迅速行动,行使起“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4天内杀了13人。最先动手的是久佳公社的公安特派员蒋白举,他带领三四十人冲到所谓“人民党”成员唐玉的家,当时,唐玉已经在前一天的批斗会上被蒋白举等人用锄头敲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床上呻吟。蒋白举把他从床上一把揪起,拉倒外面的禾坪上,众人扑上去,一阵乱棒将其当场打死,然后丢在禾坪边的水塘里。原来唐玉家庭出身中农成份,原先是小学教师,为人生性耿直,57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乡务农。蒋白举在该大队蹲点时,强奸妇女,别人敢怒不敢言,唯独唐玉仗着会写两个字,帮着写了一张状子把蒋白举告了,蒋白举因此受了批评。于是蒋白举公报私仇,先将唐玉送去见了闫王!

二、轰轰烈烈,上关公社的两次杀人现场大会

1967年8月22日上午,上关公社抓促小组副组长周永记在宝塔角的虎子坪生产队作动员报告。参加会议的有齐心、建筑、向阳三个大队的干部、党团员和贫下中农共一千多人。会场人头攒动,梭镖林立,民兵全副武装,戒备森严,只准进,不准出。

周永记在会场说:“贫下中农同志们,八区、十区、十一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起来杀四类分子了。我们怎么办?”太突然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

周永记见无人反应,继续说: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有皮子无骨头的,吃刀仔饭的,我们要杀一些。周永记进一步说:“现在,杀人不要经任何地方批了,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同意就可以杀。”他略一停顿,威严地四下望了望,然后凛然喝道:“今天,我们就拿何光清开第一刀,给大家做个样子。”

于是,一群民兵前呼后拥,把五花大绑的何光清押进了会场。齐心大队团支部书记罗特良便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念“罪状”后,宣布:“现在,我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何光清死刑,立即执行!”何光清原以为是像以往一样是押来批斗的,一听是死刑,吓得魂不附体,瘫在了地上。两个民兵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拖出去,按倒跪在禾坪前面刚刚收完了中稻的稻田里,一马刀砍下去,鲜血四溅,何光清立即被砍倒在地上。

开完了宝塔脚的杀人现场会,周永记马不停蹄地又跑到了龙江桥(建设大队),布置召开更大的杀人现场会。

8月24日上午,龙江桥石头岭变电站的空坪上时,聚集了三千多人。几十名四类分子(含子女)低着头,在台子下跪成一行。周永记站在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神色庄严。开会之前,他召集各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个碰头会。周永记说:“这一次,建设大队准备先搞两个,各大队是否有要杀的四类分子,如果有的话,就搭在里面用洋办法一起搞掉算了。”各大队的干部简短地交换了一下意见,相继报上了名单:东进2人;东方、东风各1人;东源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意见没统一,没有报。

大会开始了。周永记讲道:“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一个规模较大的现场会。今天的会,也是我们上关公社杀人的第二颗信号弹,第一颗信号弹昨天已经在齐心大队的马路边打响了。今天各大队回去后,要马上行动起来,行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权力,对调皮捣蛋的要杀他一批。”会上当场枪毙了6名四类分子。这时,人们才搞清所谓“洋办法”,原来就是用步枪枪毙。散会后,周永记把公社脱产干部留下来,明确分工,派他们到各自所驻的大队去督促杀人。

宝塔脚、龙江桥两个杀人现场会后,上关公社专职干部熊立济等人分别在各自所驻的片、队开始组织策划杀人。水楠大队是刘少奇前夫人何宝珍的故乡,也是道县有名的富裕之乡。熊立济在水楠召集干部开会研究杀人时,大队干部们思想不通。熊立济急了,说:“在座的,谁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然后从身上拔出一把匕首,“嘭”地插在开会的八仙桌上:“这就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吓得大队干部们面如纸白。于是,这个大队用沉河的方式,杀了5名地富及子女。

随后,其他大队也相继动手,到8月30日止,上关公社12个大队共杀了112人 。

三、压任务、下指标,蚣坝区杀人夺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平均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

蚣坝区之所以杀人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区到公社到大队,层层部署,层层动员,先后召开了区委正副书记、“红联”司令、武装部长、会计碰头会,全区各公社负责人、武装部长、群众组织头头会议,各公社、大队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中心思想就是一个,即肆意夸大所谓“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制造谣言,鼓动群众心安理得去杀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的会议。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在会上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说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计划杀5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口,用鸟铳、锄头打死,然后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这5人成了小甲公社有组织有计划杀人的第一批殉难者。

同一天,蚣坝区主要负责人王盛光坐镇兴桥,下令民兵封锁所有道路渡口,严查行人,不准放走一个“阶级敌人”,并于当晚召开宣判大会,将杨贵清五花大绑了,押到上关河边时,民兵杨飞吉从背后一马刀将杨贵清砍死,抛尸潇水河中。

随后,王盛光打电话给区武装部长兼区“红联”司令何昌学,通报了杀死杨贵清的情况,同时要求以区委和区“红联”的名义,指示小甲和蚣坝公社每个大队选一两个“罪大恶极、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宰掉。这是道县杀人事件中最早向下摊派指标的案例。何昌学于当晚和第二天把这个指示下达给了蚣坝和小甲两个公社。紧接着,全区所有大队都相继召开了杀人部署会。

上面怎么说,下面就怎么做。这是道县农民的特点,也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更何况参与杀人等同于出工,还可以拿到高工分。一时间,社与社、队与队之间展开了杀人竞赛。到8月30日,小甲公社的13个大队已有12个大队杀了人,但小甲大队迟迟不见行动。在8月30日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上,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干脆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轰”地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落雨一样地飞了过来。有几个炸断了手脚,炸掉了屁股的,还没有死,哭爹喊娘,痛得在地上乱滚。民兵们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为他们解除了最后的痛苦。

四、斩草除根,蚣坝公社杀人“冠中之冠”

如果说蚣坝区是道县大屠杀事件中的“冠军”,那么,蚣坝公社则是“冠中之冠”,一个公社就杀了524人,占全区杀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主要原因:一是蚣坝公社是区政府所在地,二是对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看管布控严密,基本上没有几个漏网的,一时跑了的,也要想方设法捉回来(如贺远能惨案)。

一个月前,该公社贺家山大队的回乡知青贺远能带着未婚妻何端珍回家。贺远能出身不好,但人长得英俊又聪明。他俩在村口碰上大队干部周某某。周见贺远能的未婚妻长得漂亮,便心生妒忌:我们许多贫下中农的子弟都讨不到老婆,你这狗崽子倒找了这么漂亮的媳妇,这还了得!于是叫民兵将其捆起来,关进大队礼堂。第二天,何端珍求人说情放了贺远能,但贺的双手已被棕绳勒断了。何姑娘含泪将未婚夫接到自己家,治疗了个把月。伤好后,贺远能于8月24日回到贺家山,正碰上滥杀之风盛行,吓得他在家拿了只电筒,就连夜逃走了。那时,整个蚣坝区已处于极端的恐怖之中,条条道路处处渡口都有民兵盘查。贺远能只好逃到兴桥公社的洲背岭,躲在岭上的草丛中。8月25日拂晓,贺远能被当地民兵抓住,并迅速打电话通知蚣坝公社贺家山大队。8月24日上午,贺远能的父母和弟弟都已被杀,除了远嫁外乡的姐姐,贺家只剩下贺远能这根独苗。而此时,正责怪疏忽大意的大队“最高法院”正在四下寻找漏网之鱼贺远能。接到电话后,立即派出十几个人赶到兴桥,将贺远能五花大绑向潇水上游走去。由于捆得太紧,没走多远,贺远能就哀求请将绳子放松一些,“要不让我活,也就不要让我再走了”。于是,民兵将贺远能推到两块大石头中间,朝他打了三鸟铳。三声铳响后,贺远能没有倒下,仍在痉挛着挣扎。于是,又在贺远能身上绑上一块石头,将贺远能推下了潇水河。

这桩惨案的第二天,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上演了更为惨烈的一幕。

那时太阳还没出山,河滩大队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将21个青壮汉子五花大绑,在一条通向山里的三叉道口,大队革委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像点牲口那样将捆来的人清点了一遍,然后,押到山腰的一处叫葫芦岩的岩洞口。何兴盛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了这些人的死刑。一个叫何远有的地富子弟,向前冲了一步,跪在何兴盛的面前:“何主任,你不要杀我,我没享过福,我跟你们一样,受一辈子苦。我有一笔钱,准备结婚的,我都送给你。你救我一命,我喊你做老子,以后我一辈子都伺候你”。何兴盛说:“远有,我没得办法救你。不是我要杀你,上面让杀人,我不杀你,我自己的脑袋难保。”

葫芦岩岩洞,顾名思义,口小肚子大,究竟有多深,谁也没下去过。21个人随即被丢进洞里。有的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命令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的稻草,点燃了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后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终于一片寂静。

时近晌午,何兴盛带着民兵们凯旋回村时,大家边走边议论:“年轻力壮的劳动力都杀了,留着那些老的小的怎么办?”“未必还要养五保?那生产队的负担就太重了。”有人想得更远,“那些小的,长大了报仇怎么办?”

于是就有人建议:“索性斩草出根,老的小的一齐搞掉算了,免得留着老鼠啃仓门。”

何兴盛一想,有道理啊!赶紧跑到大队部向区里汇报请示:上边布置的任务已完成,21只大老虎统统地搞掉了。现在,还留下了三十多只老的和小的,一起搞掉行不行?

接电话的是中共蚣坝区委秘书,答道:“大老虎杀掉是罪有应得;杀小老虎恐怕不大符合政策吧?”

何兴盛无奈,又打电话向公社请示。蚣坝公社党委书记接到电话指示:“一个个都给我搞掉!”何兴盛还是感到不踏实,再次挂电话向蚣坝区委请示。这回是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亲自接的电话。叶书记当即指示:“全部杀掉。”何兴盛立即将这命令通知给各个生产队长,并且部署了当晚的行动。

晚上,河滩大队村里村外岗哨林立。早上杀人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家家户户,那些被杀人的家属,老老小小缩在家里,抱头哭泣,声音压得低低的。民兵开始敲门了,有的老人预感到大限临头,哆哆嗦嗦从箱子里翻出几件平时舍不得穿的衣裳,穿在身上准备上路。有个已卧床数月的老人被从床上拖起来,老眼昏花地说:“都这么晚了,你们要把我牵到那里去?”一个手持马刀的民兵回答:你儿子已经被杀了;生产队养不起你,请你去西天享福。

就这样,老的用绳索捆着,小的用棍棒赶着,不能行走的婴儿则用箩筐挑着,31个人哭哭啼啼上了路。何兴盛也感到这些可怜的老老少少,说到底多少与自己都有点沾亲带故,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杀人放火。于是他说:“你们也不要怨我,是上面要我杀你们的,怪不得我!我不杀你们,我的脑袋也保不住。你们好好上路,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周年。”说完,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

这个56天的孩子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他是在极度的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人世的第56天的。这一天,他蜷缩在母亲张秀华那已被泪水湿透的怀中,睁着两只眼睛看着一群手持大刀长矛的人闯进家门,拖走了他72岁的祖母、37岁的父亲、12岁的大哥和3岁的二哥。就在他拼命地哇哇大哭时,同村的蒋癞子闯了进来,从母亲张秀华怀里将他也抢走了。这个6口之家转眼就失去了5人。

张秀华能够幸免倒不是何兴盛等人发了善心,而是因为年过37岁的贫农蒋癞子是个光棍,经过蒋癞子请求,考虑到蒋家三代都是贫农,最终网开一面。就在集体屠杀的第二天,蒋癞子趁火打铁,和张秀华硬是成了亲。

集体屠杀的当晚,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着手分财物。一面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在晒谷坪上摆开桌子大会餐。大队党支部书记高举着酒杯,桌桌敬酒说:“今天,我们贫下中农胜利了!打了一个大胜仗!现在,请大家喝下这杯庆功酒。”众人高呼口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贫下中农万岁”!

五、柑子园:正式挂牌开庭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

道县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和“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数以百计,但有模有样正式挂牌办公开庭的,却只有柑子园公社一家。

1967年8月23日,在一阵鸟铳和鞭炮声中,柑子园公社成立了“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公社贫协副主席梁域当选为院长。中午,“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的牌子,堂堂正正地挂上了公社大院的门口。很快,红卫大队治保主任唐再红等人跑来,向公社武装部长敬反修和梁域反映地主分子陈世碧等人企图逃跑上山搞暴动的情况。敬反修、梁域当即带领公社民兵自卫营三十余人,火速赶到红卫大队,将正在田里出工的陈世碧等6人一并捉拿,押解到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监狱关押。

24日,“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首次开庭,对陈世碧等人进行了审讯,并佐之以绳索棍棒。“柑子园贫下中农高级法院”成立后,共开庭审讯了13人,其中8人被判死刑。这在当时还算比较文明的,因为毕竟还有那么个“程序”。后来,因形势发展太快,各大队都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就成了杀人的督促机构。8月27日,敬反修、梁域两次指示艳旗大队搞掉廖上修、邓足娥等人,当晚,该大队杀了7人。28日下午,敬反修又指使红旗大队杀人。第二天,该大队杀了6人。

8月29日,柑子园公社召开各大队支书、贫协主席、民兵营长等基层干部会议。会上,公社党委副书记裴成芳传达了解放军第47军关于制止杀人的电报,强调不准再杀人,谁杀谁负责。可是,紧接着党委书记胡化维在讲话中却表扬了哪些杀人多、行动快的大队,点名批评了那些没杀人的大队。挨了批评的那些大队很不服气,散会后,东风、胜利等大队回去就杀了15人。

会议当中,梁域再次行使“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法院院长”的职权,召集卫星大队的几个主要干部碰头,决定当晚杀掉朱用进父子等4人。当时,身为贫下中农的朱用进等4人对自己可能被杀毫无思想准备,直到被拖进了山上茶树林,才发觉大事不好。朱用进带头扑通跪下,磕头如捣葱地求饶:“梁院长,我们也是贫下中农,旧社会一样受苦的……”

梁域用鼻孔哼了一下:“笑话,你们以为是贫下中农就打了保票?就动不得你们?”“我们犯了什么法,你也得说过明白呀。”梁域厉声呵斥:“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一边,他就是反革命派。你们已经蜕化变质,站在阶级敌人一边了,你们也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

朱用进父子等人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据后来道县“处遗”工作组调查,梁域同朱用进之间有个人恩怨,属于借机报复。

六、地窖泣血,跃进大队大跃进

8月26日晚,跃进大队召开会议,决定杀六十多个人。公社革委主任郑来喜接到报告,问用什么措施杀人,当知道是用3口地窖,将人全部扔到窖里去时,只是吩咐要注意安全。

跃进大队领导人何方前连连向领导表示,一定会做得干乾净净,让公社领导满意。27日,全大队的地富分子及子女64个人被捆得结结实实。上午9点多钟,何方前带队押着他们浩浩荡荡向石头山水库尾端走去,后面跟着人数可观的群众队伍。天气太热,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方前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其余的人恐惧万分,几乎是跑步奔向死亡之地。

到了石头山水库的尾端,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扔下三口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

七、血海拾遗

1. 道县大屠杀期间,寡婆桥曾是有名的刑场。杀人时,桥两头都布了岗,任何人不准通行;把要杀的人押到桥中间跪了,明晃晃的马刀一挥,尸体就被从桥上一脚踢到河里。杀得多时,河水腥红一片;有没杀死的,浮出水面,守在桥两头的民兵便沿河追赶,用鸟铳射杀。其中有一个是道县师范原教导主任何聘之,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批判,文革初期以“反对党的领导、抵制毛泽东思想、攻击三免红旗”等罪名,戴上“三反分子”的帽子,开除回乡。就在被牵到寡婆桥上杀头的时候,他反复向民兵们解释:“你们不要杀我,我是冤枉的,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那些民兵那里听他这一套。死时,他还喊“毛主席万岁”,“岁”字还没喊出口,脑壳就被砍掉了。和他一起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何上明。

2. 灭门之祸。桥头乡桥头村生产队按照事先策划好的方案,将正弯着腰劳动的周文栋和他的妻子陈莲娥、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推进一口多年不用的废窖里。并将两捆干稻草点燃扔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用许多松枝堵住窖口,3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太阳快落山了,队长突然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马上派两个人回村去抓人。8岁的周大妹正带着熟睡的弟弟在家,见人来了,还招呼他们喝水。他们说不喝,你妈妈要带你和你弟弟去外婆家,她在路上等你们。单纯的小姑娘背起弟弟跟他们走了,后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不肯走。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弟,一个拖着大妹赶到杉木岭。周队长已等得不耐烦了,抓住两个孩子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

道县有句古话:人死饭门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当晚,周文栋家灯火通明,队上人将周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家中其它东西,如大米、黄豆、菜油、棉花、家俱、坛坛罐罐,甚至梁上的楼板等,能吃的当场吃完,不能吃的,像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在1985年6月30日道县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的《平反通知书》(编号为0789)中写道,周文栋1949年考入解放军137师某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在部队工作,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教师。1957年因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

3.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杀人

周军阳,女,道县蚣坝中心小学教师,娘家的成份是贫农,中师毕业后被分到道县山区洪塘营小学教书。在那里,同老师蒋汉镇结了婚。文革开始不久,俩人被开除公职,回到汉镇老家大山窝里的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土地塘生产队劳动改造。

1967年8月26日晚上,全家已经睡了。迷迷糊糊之中,猛听到急促的敲门声,还没等他们起身,门就被民兵营长蒋文踢开了。周军阳被拉到大队仓库边的禾坪上,那里已有14个地富及子女被数十个持大刀、鸟铳的民兵押着。蒋汉镇已于前一天晚上被抓走的,此时被铁丝捆得直叫,一会,又将周军阳的3个孩子抓来了。天黑黑的,山路高低不平,很难走。60多人被押到了枫木山天坑边,贫协主席唐兴浩跳上一块石头宣布: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

第一个被点名的叫蒋文皇,60多岁,是个有名的老中医,出身不好。他向行凶的民兵要口水喝。民兵骂道:“要死的人了,还喝什么水?”他说:“从前杀人,还有三个热包子吃的……”话没说完,就被一铁棍打倒,踢进了天坑。第二个被点名的是蒋汉镇,周军如是第八个被点名的,她只觉得脑后风起,一钢扦打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周军如大难不死,侥幸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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