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苏联关系

中华民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关系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和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在世界的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中苏关系是指1917年十月革命后,中国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可分为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两个阶段。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所代替。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1917-1949)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中国陷入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当时北洋政府为国际承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俄国签订《中俄声明》。自此,俄人势力入侵外蒙古

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写道:“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参见苏俄对华宣言

1921年,苏联开始为中国国民党提供资助。在1923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签订军事协议。

1922年,共产国际认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核心,制定借助中国国民党以发展之策略,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8月中国共产党放弃排斥中国国民党之态度,同意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惟中国国民党必须依民主原则改组[1]:28孙中山为领导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1923年与苏俄建立良好关系,签订《孙文越飞宣言》,确立联俄容共政策,但确定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1924年,蒋介石回广州后,向孙面陈对国共合作之意见。孙认为蒋对中苏关系顾虑过甚,不合于当时革命现实。[来源请求]

苏联亦派员协助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军。1927年,蒋介石上海清党,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破裂。苏联特使及人员被驱逐。

外蒙古独立

外蒙古原是中国领土,1911年在俄国策划下,外蒙古宣布独立为蒙古国。苏联成立后,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1918年7月,苏联外交委员翟趣林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声明,放弃沙俄满洲抢夺之一切物资,重新恢复中国在满洲之主权[1]:32。7月4日,苏俄政府宣称将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驻在国领事馆所设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俄国赔款交还中国。

1919年7月,苏联副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愿意废除一切秘密条约,无条件交还中东铁路,放弃庚子赔款及废除一切特权,文书至1920年3月递至北京,立即引起舆论热烈欢迎[1]:32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 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来源请求]1920年9月,加拉罕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前次宣言之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在华权益[1]:32

苏联并于日本订立秘密协议日本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亦承认满洲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53年又因苏联违约,于联合国提出控苏案以25票同意,24票弃权,9票反对,2国未出席,通过提案并且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6日宣布与外蒙古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1年,在中华民国弃权下,联合国接纳外蒙古为成员国。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

1917年3月15日,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3月30日,中华民国驻俄全权公使刘镜人约见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宣布承认该政府。11月7日,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在列宁领导下举行革命,推翻俄国政府,成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32

1918年8月22日,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发表《海参崴宣言》,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随后出兵西伯利亚,不久又撤出。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成立于莫斯科,是世界各地共产党之联合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策动世界革命[1]:32。1921年夏,苏俄在新疆伊犁迪化塔城喀什等处派驻领事馆[2]:54。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维丁斯基(又称吴廷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之代表[1]:33)等人到中国,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鼓吹组党[1]:27。1921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1923年返回莫斯科[1]:323)到中国指导组党事宜[1]:28。1922年8月,苏联政府派遣特使越飞到中国,一面公开与北京政府开展外交活动[1]:33。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与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谈判,想先达成建交目的,顾维钧仍要求苏俄先从外蒙撤走红军,谈判未果。然后越飞致函在洛阳军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希望建立合作关系,吴佩孚拒绝。1923年1月,越飞到上海孙中山会谈,到了月底,发表《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孙越宣言”)[1]:33

1924年5月31日,曹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不辱使命,与苏俄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但是此协定并没有落实。 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谈判无果而终。

《奉俄协定》

1924年9月20日,苏联为落实《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苏协定》)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与奉天张作霖地方政府签订协议。北京中央政府照会俄国代表加拉罕,不承认《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六条》(简称《奉俄协定》)。但是最终在1925年3月18日表示承认。

中苏断交 (1929-1932)

1927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广州事变发布对苏联断绝邦交令。此时北洋政府还存在,该断交令无效。

1929年7月17日,因中东铁路事件,苏联政府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绝交,撤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

1932年12月12日,中苏恢复外交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对华军援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3]先后共多苏联空军志愿人员来华,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3]1940年11月,新疆省军阀盛世才与苏联秘密签订《新苏租借条约》。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全面停止援助中国,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才出兵中国东北地区[3]。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苏军洗劫整个东北工业设备和财富,中国损失20亿美元。[3]

国共内战时期

1947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南京谈判中长铁路业务问题,中国方面主张以前中东铁路产权为限,苏联方面则要求应包括南满铁路之产权[4]:8264。1月12日,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英、美、法、苏四国外长,声明:一、将来和会必须由五国外长(即中、美、英、法、苏外长)召集;二、莫斯科外长会议,在未经中国外长同意前不得讨论德、奥和约以外之问题[4]:8264。3月1日,苏联驻汉口领事馆是日起暂行裁撤[4]:8301

3月,苏联答复美国,准备交还大连,中国外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具体商洽接收大连问题,苏联同意中国组团考察[5]:50。4月1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4]:8336。5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覆中国外交部,重申拒绝中国派军接收旅顺、大连[4]:8348。5月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再接见苏联驻华大使,驳斥有关大连受军管等问题[4]:8348。5月7日,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谈判中国军警能否随同接收人员进入旅顺、大连[4]:8350。5月18日,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呈外交部,报告与苏联外交部次长玛利克商谈中国军警自由进入大连问题[4]:8356。6月2日,董彦平、张剑非率领之接收旅大视察团自沈阳赴大连调查[4]:8366。6月4日,接收旅大视察团乘“长治号”炮舰抵旅顺[4]:8367。6月,国民政府派员至大连视察,市内军、警、行政,皆由解放军把持,无法接收[5]:51。6月12日,旅大视察团结束视察,离开旅顺回沈阳[4]:8370

6月22日,孙科就接收旅大问题对《新民报》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之东北现已成为国际问题,苏联显然违反中苏友好条约[4]:8373。6月25日,中国外交部根据旅大视察团报告发表声明,说明旅顺、大连接收交涉经过及“种种障碍”,宣布暂停开放大连港,并提请苏联政府遵守条约,中国政府派遣军警接收旅顺、大连行政之权,既无条件限制,中国政府自得随时决定行使全权;外交部向苏联政府提交照会一件[4]:8375。7月11日,塔斯社发表公报,声言苏联政府从未反对在旅顺、大连设立中国行政机构[4]:8382。8月4日,苏联驻华大使馆代办费德林照会中国外交部,申辩未协助旅大视察团事,称查与事实不符[4]:8393。8月28日,塔斯社声明苏联船只有进入大连港权利。[4]:8402

6月3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访外交部长王世杰,就在华白俄团体之反苏活动提出抗议;王世杰亦抗议苏联报纸及通讯社之反华言论[4]:8367。6月20日,苏联塔斯社声明否认美国及中国通迅社所刊苏联指挥中共军队在满洲之攻势[4]:8373。8月28日,孙科在广州发表谈话,称日本对中国威胁已消失,代之而起者为苏联[4]:8402

6月5日,中国与蒙古在中蒙边境新疆北塔山地区武装冲击,中国外交部于6月11日称“此事并非寻常边界冲突事件,我政府极为重视”,中央社电讯称苏联亦卷入其中;中方向苏联、蒙古两国抗议,苏联、蒙古两国声明否认中方指责[4]:8368蒙古骑兵入侵中国新疆北塔山,中国向苏联及外蒙古提出严重抗议[5]:51。6月21日,苏联答复中国外交部抗议,否认苏联飞机参加北塔山战事[4]:8373。7月8日,中国外交部就外蒙军队入侵新疆制造北塔山事,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电令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照会外蒙驻苏联大使,要求外蒙军队迅速从中国境内撤退[4]:8380

9月5日,外交部驻沪办事处主任陈国廉称,苏联轮船“伊里奇号”由大连载运客货至沪,“未经特许擅入暂停开放之港口,并侵犯沿海贸易权”,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抗议[4]:8406。11月28日,苏联答复中国政府提出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之建议,并通知美、英政府,建议明年1月在华举行四国外长特别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筹备事项[4]:8462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91)

俄罗斯艺术家伊万诺夫作《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50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对华经济援助

1952中国访问团访问苏联莫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重要外交活动,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前往莫斯科访问两个月。主要目的是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并争取苏联经济援助,双方同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中苏同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上依赖苏联。

可是,中苏条约谈判的反复使斯大林和毛泽东心存芥蒂。如果不是4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苏联最需要援手时出兵朝鲜,苏联履行各项经济协定程度不一、中苏经济关系发展难以预料。

而朝鲜战争期间,苏方向中国提供不少军事援助,包括一千架米格15飞机,以及对东北和中国运输系统军事工业援助,由苏方援助中国现代化和机械化武装部队,一直在朝鲜停留到停战之后,中国生产出模仿和复制的苏式重型大炮坦克,在苏联许可下开始自行生产米格飞机,同时中国海军配备由苏联提供后由中国仿制潜艇。但是由于关系不稳,这一时期苏联大量向中国提供较先进军事技术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很大程度是因为苏联高层争夺斯大林继承所致,苏联对中国援助仅主要集中在建国初期。

1950年2月14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12亿卢布(合4亿美元)贷款协定,年息1%,期限5年,规定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苏联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与器材的支付。1950年全年这笔贷款支付2.4亿卢布。在三年恢复时期中国中央政府总投资62.99亿元中,这项苏联贷款所占比例14.3%。

1951年2月1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苏联向中国贷款12.35亿卢布,用以购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弹药和铁路器材。规定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前的以全价付款,以后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以半价付款,铁路器材以75折付款。1951年4月10日、9月12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电报中商定了两笔用于抗美援朝的追加军事贷款约10亿卢布。1952年11月9日,中国向苏联签订10.36亿卢布贷款协议,购买60个师装备。

另外,苏联政府帮助援建恢复经济急需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50个重点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情况变化,撤消了1个项目,合并了2个项目,实际建设项目为47个。涵盖了以下行业:一、能源工业,二、原材料工业,三、民用机械加工,四、国防军工,五、造纸工业,按国家统计局1953年3月11日统计报告,3年累计实际进口46974万卢布,完成合同68.7%。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当时的考虑是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6]。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新阶段。

1953年至1957年,赫氏上台之初,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外贸方式,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以“156项”为核心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工业建设,使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8年夏天,中苏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16日,苏联照会中国,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至1960年9月1日全部召回1390名苏联专家。苏联援建中国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苏联撤离专家前,已经完成或基本完成149项,尚未完成的有155项。

苏联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中国“两弹”事业进程。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以几十亿元人民币费用就建立起配套国防工业基础,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创造了成本最低和规模速度空前纪录。

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贷款共13笔,总计56.76亿卢布。[7][8]

  • 经济建设贷款共四笔12.5亿卢布;
  • 抗美援朝贷款共七笔44亿卢布;
  • 苏军自旅大撤退时剩余物资一笔7.23亿卢布;
  • 移交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股份贷款一笔2.78亿旧卢布。

至1960年,中国已经向苏联出口了72亿卢布的货物用于偿还贷款与延期付款的苏联援建中国重点工程项目的费用,还需要继续出口79亿卢布的货物以全部还清(其中贸易欠款20亿卢布,其它为贷款本息)。1961年3月苏联对中国的50万吨古巴蔗糖贸易贷款3.296亿1961版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4.45旧卢布)。1961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9]中国在1965年主动提前还完所欠苏联债务。苏联对中国的贷款总计约为80亿旧卢布,加上利息,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的债务86亿人民币。

关系破裂

1960年代,中苏关系急剧恶化。1961年10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中苏决裂。中国共产党最后一次出席苏共大会。中苏决裂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大大减少直至终止。而1970年代后期起中国与日本走得很近,因此中国官方媒体支持日本要求北方四岛的运动。苏联逼债也成为在中国民间长久流传的政治谣言。苏联于1972年对其远东地区地名进行变更

关系缓和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紧临中国的苏联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塔什干讲话”,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被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政府的对外政策变动的讯号。

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领导人,是自中苏交恶三十年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谈。这时正值六四事件前夕,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了大批群众,接待仪式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改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陪同戈尔巴乔夫在停机坪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10]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由中俄关系继承。

参考文献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王尔敏校订. 现代教育研究社编辑委员会, 编. 《会考版中国历史(中学五年级适用)》. 香港: 现代教育研究社. 1993. ISBN 962-11-2588-X. 
  2. ^ 刘润田. 〈中亚新国及其侵华飞弹基地〉. 《明报月刊》1993年3月号 (香港: 明报杂志有限公司). 
  3. ^ 3.0 3.1 3.2 3.3 〈苏联、英国、美国对华援助〉. 《明报》. 2015-08-09: 新闻专题A12-A13版.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编). 《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年7月. 
  5. ^ 5.0 5.1 5.2 陈布雷等编著 (编). 《蒋介石先生年表》.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8-06-01. 
  6. ^ 《党史纵览》2011年7期
  7. ^ 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58页
  8. ^ 《杨尚昆日记》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10. ^ 李景贤.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追忆.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参见

外部链接

  • 20世纪的中俄关系:通向睦邻的艰难之路. 俄罗斯之声 (中文(简体)‎).